学术界对“发展的异化”“发展的代价”和“异化的发展”等问题早有关注，如探讨发展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颠倒、发展的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对立等，但关于发展与异化之间的全面关系则讨论甚少。对发展相关问题的探讨应以二者关系的明确论证为前提。在发展与异化的关系中，如果将前者只作肯定性的理解，而将后者又仅作否定性的理解，则会忽略其间的一些关键环节，导致静止地观看而不是动态地把握发展本身的历史演进过程。忽视二者之间的深刻辩证关系，不仅会对马克思本原意义上的发展和异化产生误解，更无益于明确中国道路通过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所阐发的关于发展的辩证法。

　　马克思视角下的发展与异化

　　要理解中国道路关于发展的辩证法，首先需要明确马克思对发展和异化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基本认识。马克思并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来认识发展和异化，而是基于社会历史的具体实践，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阐述发展的主体、动力、规律、方式和目标，以及异化的产生、演变、功能和终结等一系列问题。

　　首先，我们要从总体上来理解马克思意义上的发展和异化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马克思关于“发展”观点的理解始终存在着“物与人”的对立，要么从庸俗化的“经济决定论”来解释一切发展，要么则从价值、宗教或伦理等因素出发捍卫发展的属人性。显然，发展的整体性被割裂了，发展的科学性也因为庸俗化的理解而丧失了其内在的丰富性。结果，发展或只与经济增长、物质积累有关；或被解说成单线式跃迁的进步主义；又或脱离物质经济条件而紧紧抓住一些人性、道德的词句并对发展作形而上学的设想或批判。因此，正像学者吴晓明指出的那样，人们对当今发展主题的理解还是没有走出“完全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批判主义”之间的基本对立，也没有领会马克思的发展概念具有的整体性、科学性和属人性基本特征。

　　关于异化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异化并不是纯粹的概念抽象，而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即“劳动异化”或“异化劳动”，它始终指向现实世界中的人的异化。同时，异化是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有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遵循的是资本的逻辑，其中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与所有权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离。因此，异化作为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核心概念之一，兼具评价性和批判性两种功能。在马克思那里，异化不只具有道德批判和评价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力图避免以单纯情感性（或情绪化）的态度和道德说教的方式对待异化问题，而是通过对现实政治经济状况的考察，对异化产生的根源、演绎进程以及异化的终结等问题作出客观的历史评价和科学的批判。

　　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异化是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中介环节并显示出其双重作用而出现在马克思的发展话语中的。马克思曾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资本主义阶段这种包含着“自己的反面”的发展，即异化的发展，表现为从前资本主义时代自给自足的个体劳动过渡到非异化的自由劳动的一个中介环节，表现为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实现整体发展这样一种发展方式的“极端形式”，从而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历史阶段。但正如马克思所言，这种必然性当然只是“暂时的历史必然性”。因为它“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当异化产生的根源即私有财产和固定化分工在根本上得到扬弃的时候，异化的历史合理性也就不存在了，以它作为中介环节的发展形式也就为更高级别的发展方式所取代。

　　在异化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时代，它对发展本身而言同时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作用。马克思肯定异化在人类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的积极作用，这种观念主要来自黑格尔关于精神发展的辩证法，但又与后者在概念、内涵和演进方式上有着实质的不同。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不经历分裂、分离就不能发展自身，而它自身分裂的必然环节就是外化（Ent?覿u?覻erung）、异化（Entfremdung）。在绝对精神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异化是从属于外化这一概念的，因为异化只是外化的个别环节。但马克思则将二者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着重强调异化在现实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和批判功能。资本主义发展借助于以雇佣劳动为主要内容的异化方式，不仅使社会生产力实现了巨大增长，社会关系获得了广泛发展，因而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以及“全面的关系”，而且突出地表现在人本身的巨大转变上，即“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与前资本主义时期相比，异化关系下的个人发展也突破了“原始的丰富性”和“没有反思的同一性”，摆脱了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个人的独立性、创造性在异化劳动中都得到锻炼和增强，从而造就了“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但是，异化毕竟是对人的自由的剥夺，是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直接地”实现人的“非人化”，因此绝不可忽视它对发展的消极作用。就发展的性质而言，异化是资本主义发展非道义性的集中体现。从发展的方式上来看，资本主义通过对物和人的支配和控制来达到自身发展的目的。在发展的目的上，异化的发展性质和方式使得资本主义发展以实现物对人的统治为最终目标，而忽略了人本身的发展。

　　把握以扬弃异化作为内在规定的社会主义发展话语

　　由此可见，异化并不是完全否定意义上的，它对发展来说也发挥着特定的历史作用。同时，正是异化的消极作用发展到“极端的形式”，使得未来社会以扬弃异化的形式走向更高级的发展状态成为可能。在异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积极因素（集中表现为物的生产和人的发展）都在这种可能性中逐步成长起来，并用以克服现实社会中异化所催生的对抗与矛盾，从而达到“超越”异化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而“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否定”“超越”更多地从断裂的意义上肯定资本主义发展与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质性差别。这些词汇表明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的结束，也表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亦随着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但马克思“扬弃异化”的基本路径却兼顾了“保留”与“拒绝”两种含义，从而使这一“结束”“告终”不仅具有地标性的意义，而且也透露出人类社会趋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动态演化过程。

　　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话语依然是自我异化与扬弃异化的矛盾运动的具体展开。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第一，异化的扬弃并不是对私有财产的简单否定，因而它不同于“粗陋的共产主义”那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第二，扬弃异化必须具备一定物质的和人的发展的必要前提。通过对异化的积极扬弃环节的发展，其最终目的是要全面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在这一环节中必须将有利于这一目的实现的一切因素汇聚起来。其中，“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绝对的必需的实际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异化的一切消极因素才不会因为贫困的普遍化、狭隘的交往而“死灰复燃”，重新侵夺人们所辛苦累积的自由成果。第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共产主义所建立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发展目标规定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以“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个人”作为未来社会的阶段性标志。由此可见，无论是“人性的复归”“自由发展”“全面发展”还是“自由个性”，发展归根到底是要以人本身为终极目的。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发展理念对现代性的批判性重构”（19CKS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