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晋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佛经阐释范式后，中国汉译佛经的发展日益规范且兴旺起来。随着大批华僧西行取经，精通梵文与天竺文化的本土翻译者不断增多。渐渐地，华僧成为译经与释经的主角，许多长期存在的梵、胡不分的模糊概念得到厘清，在阐释理论上亦出现不少新的见解。隋唐时代，佛教终于摆脱对中国原有文化的依附，成为独立自足的宗教，这在佛经阐释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开始思考正确释经的前提、阐释者的前理解、阐释的目标等深层次阐释学问题，并由此发明出“八备”与“五不翻”等重要的原则方法。
隋代名僧彦琮在自身的阐释实践中，发现许多本土译师译出的汉文版经书少有与梵文音字训诂相符者，遂作《辩正论》一书，开宗明义指出直译应“以垂翻译之式”。进而，批评时人译经“时野时华，例破不定”的做法，认为结果会导致翻译失真。甚至，他对道安所谓“译胡为秦”的概念亦有微词，认为会混淆胡与梵的概念。在其看来，问题产生的关键源于阐释者过去积累的背景知识与经验是否能匹配阐释活动的需要，因为这些因素会深深地影响主体对文本的理解及对阐释原则的运用，尤其是译经、释经时“文”（意译）与“质”（直译）比重分寸的把握。故阐释者自身素质与技能的提升必不可少。于是，他创造出“八备”之说，即“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 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
具体来说，译经、释经者要诚心接受佛法，立志于事业，不怕工作时间漫长；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沾染惹人讥刺的恶行；要精通三藏和大小乘数理；通晓文史典籍，具备较高文学素养，不使译文粗陋笨拙；要谦虚、胸襟开阔，博采众长，不固执己见；能够钻研佛理，淡泊名利；精通梵文，掌握方法，既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又不拘泥于梵文的表达形式；能读懂《三仓》《尔雅》等训诂之书，明了篆书和隶书等汉字结构，熟练驾驭汉语的表达方式等。其中，第一、二、五、六条属于道德修养要求，三、四、七、八条属于学识修养要求。换言之，这是对阐释主体所需有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与语言运用能力标准的规定。经由“八备”，彦琮成功地将译经、释经的重心由文本转移到活动主体身上，阐释学之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张扬，亦为道安所言“三不易”（译经之难）找到了一个“治本”的对策。
然而，一个人同时兼具“八备”并不容易。在朝廷的主持下，官方专业化的译场在唐代出现。译场分工细密，有译主、笔受、度语、证梵、润文、证义、校勘、监护八项，分别由具备以上不同条件的人担当。“八备”的要求遂简单而高效地分配于多人完成，伴随翻译者、解释者、理解者、写作者、检查者的协调运转，佛经的译释工作变得更为专业化，而翻译内在的理解与解释的性质也表现得更为充分。
盛唐之际，在印度“名震五天”并成为大乘唯识宗集大成者的僧人玄奘归国。他认为，虽有“八备”之约束，但中土的佛经译释仍存在某些术语“不准确”的现象。于是，他提出“五不翻”原则，即“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不翻”即是音译。在其看来，佛经中具有神秘色彩的词语应该音译，否则会失去其独特意义；多义词应音译，如“薄伽梵”一词有六义，意译难完全涵盖其涵义；原文所指事物在中国没有的词语要音译；约定俗成的词语应该遵循习惯采取音译；印语佛经中能唤起人的尊重之心，一旦翻译过来反而会使人轻贱它们的词汇，应该采用音译。在实践中，“五不翻”确保了阐释者在译释中准确性与文本美感的相合。它有效地避免了文字歧义，尽可能地将佛经中暗藏玄机之语、需读者自行参悟之言，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保证了佛经的纯正与尊严，有效地去除了那种套用中国旧有的哲学名词、概念去比附和解释佛教的哲学名词、概念等的“格义”之法对佛经造成的“浅薄”之弊；有效地衔接了前代佛经翻译成果，对于特定词汇的“不翻”可延续其一贯之义，不产生理解混乱等。
众所周知，译释工作不仅是一种跨语言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但文化交际时常伴随着文化冲突，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间并非完全对应，如完全用梵文音译，有可能在忠实于原典的同时，使读者产生文化隔膜；如大量使用汉语意译，又有可能在迎合读者的同时，“泯灭”了原典的许多意义。故音译与意译的最佳结合，始终是译释追求的目标。玄奘“五不翻”的出现对佛经阐释者而言恰似确立了一个航标，让译释活动在更大程度上实现文本义理与印语原典相对应，一个新的阐释学范式由此诞生。可以认为，“八备”与“五不翻”等理论的生成代表了中国佛学阐释学向着纵深进一步发展。受其影响，一方面印度佛经能够越来越适应中国的“水土”，在社会中开花结果；另一方面中国的“水土”亦越来越会在自己的理解与解释中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样貌转化为“中国”样式。佛经译释归根到底具有阐释学的属性，它的创造性与适应性在此表现得颇为淋漓尽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西诠释学史比较研究”（17BZX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