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德国神秘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埃克哈特启发了近代德国哲学的许多思想。这一点已为德国学界普遍承认。然而，由于他的论说极具思辨性，又以布道为主要载体，因此人们对他的思想多有误解，而且往往偏于两极，即或者认为它太过神秘，或者认为它太过平常。事实上，他的神秘主义具有连贯的内在义理，因而并不“神秘”，而布道的形式不但没有损害说理，反而创造了一种“接地气”的论说方式。对于当代读者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揭示这一内在义理。
神圣性：个体灵魂的能力
在埃克哈特看来，个人的灵魂与上帝之间并不存在鸿沟，不仅如此，他还极力向他的听众揭示二者的合一，居然宣称人能超脱有限趋于无限，甚至“成为上帝”。在那个坚守神人之别的时代的人们看来，这一思想未免过于离经叛道。然而，就长时段的思想史而言，埃克哈特对个人灵魂能力的高度信任绝非孤明先发，而是源自他对传统思想资源的再解释。埃克哈特融合新柏拉图主义层级宇宙观与基督教启示学说，使上帝与被造物能彻上彻下地相向运动。具体而言，一方面上帝下降到灵魂中，即在灵魂中不断诞生，另一方面灵魂通过对一切非神性因素的超脱，回归到上帝。在这一解释中，埃克哈特强调了个体被造物对于上帝整个创世格局的重要性。这是他的思想与经院哲学的关键差异，也奠立了德国思想的特色。
对于灵魂，埃克哈特区分了它的三种高级力量（即理性、意志和记忆）和三种低级力量（即知性、愤怒和欲求）。在这六种力量中，理性和意志是灵魂的“高级部分”，而理性又是其中“最高级的部分”。理性的神圣来源是上帝，因为它本身是上帝注入到灵魂里的“理性之光”，是被造的灵魂中“非被造的那部分”。理性具有五个明显的特征：它能和时间、空间脱离，而向上帝提升；理性只寻求与上帝相等同，它在其他各种被造物里只寻求它们之中的上帝力量；理性像上帝一样“纯净”，而且凭此创造出一个“合乎理性的世界”，这个世界中囊括了所有事物的原型；理性向内而非向外寻求，因为“上帝安居于最内里”；理性是上帝的肖像，它趋近甚至同化于神性。相较之下，意志虽然同为灵魂的高级力量，体现为追寻上帝的能力和自由，但如果缺乏理性的指导，它往往是软弱的。原因在于，意志有分别心，它总是有所选择和偏颇，只追求自认为好的东西；而理性则坚守一种摆脱外部世界束缚的纯粹性，始终以其内部的神圣性为依归。由此可见，理性在灵魂的整个结构中应当是“主人”。
超脱：个体灵魂的使命
灵魂向上帝的回返不仅是为了人本身的完善，也是为了成全理性能把握到的万物的神圣性，最终是为了成全上帝。由此看来，这种回返堪称上帝整个创世计划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必须为了上帝而走出自身，这就像上帝为了我们而走出自身一样，当双方都这样做时，其结果便是双方的“合一”。埃克哈特的核心思想之一——超脱——便立体化地描述了灵魂的这个回返过程。灵魂的超脱包含了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一是超脱世界。这并非指远离世界，过一种完全孤立的隐修生活，而是指个人灵魂面对千差万别的事物时，能够保持内心的纯净状态而不为所动。二是超脱自我。这指的是个人灵魂必须从封闭的、固执的自我中突破出来，进入一种有所领受的状态。埃克哈特认为，只超脱世界而不超脱灵魂本身的做法是不彻底的。这既需要灵魂化解一己的固执并加以升华，也需超脱人的知识，放弃对知识的完全自信。三是超脱“上帝”。灵魂对知识的最高超脱就是对它自身关于上帝的知识的超脱，因为真正的上帝超越于人的认识能力之外，是人无法彻底把握和认识的，上帝本身甚至“并没有名字”。
综上，超脱归根结底就是灵魂放弃它的所有执念，不论那执念关乎身体性的部分，还是关乎精神性的部分，甚或神性的部分，灵魂都应当完全虚己以待，只有如此，上帝才可能进入灵魂，使灵魂具有“崭新的形态”。
奠立德国思想的特色
埃克哈特神秘主义对后世哲学的影响可谓一波三折。而要弄清埃克哈特神秘主义的影响史，我们先要区分学院学者的学术研究与思想家之间的思想传介乃至隐性影响这两个层面，并将重点放在后一个层面上。以当代学术研究模式来衡量，埃克哈特思想可能并不算热门，因为学院学者对埃克哈特思想进行主题性研究不超过两百年，而且研究风格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受到某一两个语言能力突出、考证功夫扎实的学者（如德尼夫勒）的支配，并极易陷入“天主教还是新教”“自由还是保守”这类表面上的抽象立场之争，而不是开展学理本身的深入探讨。然而应当承认，思想本身的流布其实并不局限于学院学者们的研究，它通常在思想土壤的深层毫不起眼地进行着。在这个意义上说，埃克哈特其实并不缺乏真正的追随者，陶勒、苏索和库萨便是其中的典型。在库萨去世后，埃克哈特神秘主义通过库萨的上帝论的隐秘渠道，间接地影响了帕拉塞尔苏斯、波墨、布鲁诺、斯宾诺莎和德国古典哲学。这里，我们以理性与个体性这两个问题为例，简述埃克哈特神秘主义对近代德国哲学的影响，这对于打破“理性与个体的解放始于近代”这类流行的成见不无裨益，也有助于我们窥见近代的一些更复杂的面相。
无论在展示个人灵魂蕴含的神圣性时，还是在描述个人灵魂向上帝的回返过程时，埃克哈特都极其强调理性的作用。他由于凭借理性追求人与上帝“合一”，而受到教廷的判决，死后也始终未能免除 “泛神论”或“灵知主义”之讥。但不可否认的是，埃克哈特在理性问题上给近代德国哲学留下了一笔丰富的遗产。他使得德国思想家们敢于宣称，理性并非只能一味伸张主体性与支配世界，它还有克制主体性和融入事情本身的功能，这一思路对于技术思维极盛的现时代也是极具启发性的。在历史上，这个特殊的思路从库萨开始就被德国哲学家们明确意识到了。他们通常认为有一种不同于知性的理性，它的功能不是推进对象性研究（理论）或规范性行动（实践），而是对包括理论与实践在内的各种生活形态本身的形式进行反思，并探究各种生活形态之间的整体关联。此后，每当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强调一种与知性不同的理性时，他们根本不是将理性当作知性在另一个领域的延伸，而是一直都有限制人类理智能力，为事情本身留下地盘的意图。我们从康德的理念学说、费希特和谢林的理智直观，以及黑格尔的理性观中，都能看出这种意图。
在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受其影响的传统层级宇宙观看来，个体只具有否定的价值，它最多只是神性的一个不太可靠的体现者。从来没有人像埃克哈特那样公开宣称个体对于上帝的自我成全必不可少。然而，埃克哈特的这个饱受教俗两界非议的观点，恰恰启发了德国哲学所特有的个体性学说，该学说后来在莱布尼茨、浪漫派以及谢林、黑格尔那里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简单地说，埃克哈特所确立的如下思想对于德国哲学的个体性学说至关重要：个体性既是上帝力量在世界上的最终落脚点，也是世间万物向上帝回返时的关键起跳点。如果我们忽视埃克哈特开创的个体性思想传统，单纯局限在从笛卡尔到莱布尼茨的这段历史中看问题，那就很难理解莱布尼茨单子论在近代的“突然”出现。另外，埃克哈特的个体性思想对黑格尔与谢林的思辨思想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后两者绝不主张将个体性简单消弭于普遍性中，而是认为普遍性就体现在个体性中，只有深入到个体性的核心之中，我们才能真正把握普遍性，不同层面的事物正是在这个越来越深地把握普遍性的过程中，才真正得到成全。
由此可见，埃克哈特神秘主义自有一套圆融的内在理路和一种连贯的实践技巧，在论说上也往往取径于人们实际的生活体验，并不玄奥难明。研究埃克哈特与近代思想的关系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于近代哲学（尤其是近代德国哲学）起源的了解，进而扩大与充实我们自身的思想图景。另外，我们不妨多关注埃克哈特关于人类灵魂的上行结构与层次突破之法的论述，因为当前学界关于心灵结构与身心关系的讨论往往就事论事，对灵魂中的高等形式及其引导作用留意不多。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