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春，徐梵澄先生赋诗《为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其诗末句有云：“尘绝邈难追，奋起期后学。”诗篇重温，感慨万千。今年是徐梵澄先生诞辰110周年，而他离开我们也快20年了。我常想，如果有一条精神线索的话，那么可以说，他之于我们，正如鲁迅之于他。这道理明了，即只有“后学”绳绳，方可薪火相传。

　　今年，我们成功地举办了两次“徐梵澄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有一批青年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进入梵澄先生精神哲学之不同的“原田”。实情也会是这样，果若他们能够尝鼎一脔，接轨继武，将来必会卓然成家。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要从“知识”迈向“精神”。这“精神”，不是“知识”与“物质”对举的精神，而是将其包举，为一元之二元或多元。而这一元，又是一整体生命，如说一宇宙知觉性等。

　　“这是一种永不凅渴的泉水，没有汲桶放下去不能满汲着黄金和珠宝上来。”这是1935年，郑振铎为梵澄先生所译《苏鲁支语录》“序言”中引用的尼采诗句，他感叹道：“这部译文是梵澄先生从德文本译出的，他的译笔和尼采的作风是那样的相同，我们似不必再多加赞美。”可贵的是，青年徐梵澄并未将尼采大化或神话，他说：尼采的意义“当能使我们更为‘真理’‘真知’而奋斗；正如在旅行的长途中偶尔发现一两片小标志，指示前人曾此经过，则当能更勇力前行，而且突过以往的限度”。“一两片小标志”“突过以往的限度”，与晚年的评价一贯，他说尼采的思想，不过是高出常人“一个头地而已”。这种识度，足觇译者的少年老成。

　　青年徐梵澄一直为鲁迅的理想所激励所驱使，有着更高更远的目标。鲁迅在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篇首引言便是尼采的话：“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他开篇即云：“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新声。……凡负令誉于史初，开文化之曙色，而今转为影国者，无不如斯。使举国人所习闻，最适莫如天竺。”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取回彼邦古老的大经大法，是梵澄先生早已立下的宏愿。果然，他在抗战胜利以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飞赴印度讲学。郭沫若在他临行时曾谆谆嘱托“要取真经回来！”其时梵澄先生36岁，正与玄奘西行的年龄一般。

　　梵澄在泰戈尔国际大学讲学期间，于1947年，从梵文译出《安慧〈三十唯识〉疏释》，并撰写《〈唯识二十论〉钩沉》。于1949年，编写梵汉字典《天竺字原》（遗失）。于1950年，前往贝纳尼斯（今瓦拉纳西）重修梵文，并先后译出印度圣典《薄伽梵歌》和《行云使者》（又译《迦里大萨》）。二书出版（1957年）以后，唐君毅先生得之并大加赞赏，说：“日来匆匆。唯拜读尊译《薄伽梵歌》译序一篇。先生平章华梵之言，一去古今封蔀之执，感佩何似！弟在昔年亦尝有志于道，唯皆在世间知解范围中逞臆揣测，旧习殊难自拔。视先生之栖神玄远，又不禁为之愧悚。”

　　1951年初，梵澄先生来到印度的室利阿罗频多学院，院母“密那”氏（1878—1973）接待了他。她对梵澄先生说：“留下来吧！我们的研究院成立一个华文部，你把中国文化介绍过来，把阿罗频多介绍到中国去！”于是，梵澄先生在学院一驻就是27年。20世纪50年代，梵澄先生翻译梵文古典《奥义书》50种，并阿罗频多英文著作多种，如《神圣人生论》《薄伽梵歌论》《综合瑜伽论》和《社会进化论》等，还有院母的法文语录《母亲的话》多种。60年代，他开始向印度和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菁华，以英文或著或译若干种，有《小学菁华》《孔学古微》《周子通书》《肇论》和《唯识菁华》。70年代，他着力于文化精神的对话工作，有三大古典思想之比勘会通的《玄理参同》。

　　在翻译他国经典和介绍吾华宝什的过程中，梵澄先生始终立稳中国本位立场，他对中华传统文化充满了深沉的肯认和饱满的挚爱。如他在《薄伽梵歌论》“案语”中说：“论博大为万世法，终无过于孔子。”在《小学菁华》“序言”中说：“根据过去的发展来判断，基于一种文字形体的语言，可延续的时间更为长久。一个不断向前行驶的永恒的舟楫所传送的牢靠的知识——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可以是人类之最大的保护者。”在《玄理参同》中说：“此书末段提出了宇宙本体之悦乐一方面……但说此宇宙本原之‘真’即是‘乐’，这是印度的独创……此只可求之于孔子之‘仁’中，可谓2500余年前，孔子已勘破之秘密。但未此以为教，凡人所谓仁与义，是下推了一层，要上到体会宇宙万事万物皆寓乎一大‘仁’中，则‘阿难陀’出现。”

　　1978年底，梵澄先生69岁，他离开印度，回到祖国。而这年纪正与孔子还乡的岁数契合， 1979年初，梵澄先生来到北京。根据老友冯至叮嘱，梵澄先生着实读了一阵子冯至所开出的书单，有这样的心得：“今之为哲学界及普通思想着想，更于当今之局势下，充分发挥唯物论思想至于其极，是唯一路途，而且在这基础上建立新底更深远底哲学，由于以此观点而研究而考验以往东西派哲学，正大有发挥余地。”

　　于此要换一副“观念”的眼镜，就是要以“知觉性”或“力”的概念，来看待物与心（灵）的区别。果若二者各自扩大，而“至于其极”或“至于其大”，则合一。正如梵澄先生在《老子臆解》中说道：“而至大（极）者必在遍处，遍无不在，遍无不往也……然大者非多而为一，必还于自体而为一。”

　　梵澄先生将自己的《陆王学述》称之为“一系精神哲学”。笔者也在崇文书局版的繁体《老子臆解》“再版后记”中说：是书乃“通释之作……是用了精神哲学的眼光，超别异，求会通，因为物理真理是一，而精神真理亦是一。其与知（认）识论即对概念的读解不同，它是对真实（理）的观照。此‘真实’，乃多为深沉的心理经验，故此学也被称之为实用心理学”。“实用心理学”，也即是实践学，亦如康德所说：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而这“实践”过程，非是指实体性的对象，而是指功能性的程度，即从“低等知觉性”向“高等知觉性”转化，它的目标是“教养”，是“君子”，这就是鲁迅“立人”“改造国民性”的理想。这一“理想”不含物化的功利，是一“纯粹理想”（康德），它要造就的是“完善的人”，而“完善的人”也是“天国的孩子”！（赫拉克利特）这就是中、西、印三大文化“神圣之泉”处之共同的“天人之论”。

　　1999年，是梵澄先生与我们相处的最后一年。他留下最后的短文，是为族侄编写的《石鼓文书法》作的“序言”，其末句：“……因叙述渊源之所自。且进三言曰：‘守传承，求进步，多读书。’皆凡俗语。学固无止境也。”关思后起，期望殷殷。他留下最后的诗文，是《国庆二首》，前诗末句：“瀛海具瞻新约剂，峥嵘岁月启长途。”后诗末句：“周宜过历秦何羡，大衍弘开亿兆春。”——祝福祖国，一往情深。他留下最后的话头，是“儒家真好！中国文化真好！”——醍醐灌顶，浃骨沦髓。今天，在他110周年诞辰之际，笔者尝试着对他作一极简约的概括，那就是：在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将中、西、印三大古典思想菁华融合与擢升得那么深入，并且，他一生都在践行着儒家的理想，他确信那理想也是人类进步的方向。

　　笔者在《徐梵澄传·绪言》中写到的：“我们未能窥其背影，已没于远方。”但是，“我们能见其足迹，仍清晰可辨”。其实，“后学”只要能锲而不舍，前进不已，就一定会有“见到其人”的那一天——因为他老人家仍是在去往“神圣之泉”的路途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