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大丈夫”？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曾着意探讨的人格问题。自孟子以来，儒家就赋予“大丈夫”极为强烈的道德担当内涵与精神特质，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使之成为后世仁人志士竭力追求和践行的理想人格目标。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除以孟子为代表的对“大丈夫”所作的儒家式道德哲学阐发外，还有以老子、刘安为代表的道家式自然哲学诠释。后者对“大丈夫”的认识，根本上不同于孟子，体现出一种崇尚清静自守，追求精神自由的道家旨趣，甚至带有浓厚的超越性的生命信仰意味。
在作为《淮南子》“道论”纲领的“原道训”中，刘安提及“大丈夫”一词，并对其作了充满想象力的描述：“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澹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纵志舒节，以驰大区。可以步而步，可以骤而骤；令雨师洒道，使风伯扫尘；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这里所言的“大丈夫”，就其本意来说，指“冯夷、大丙”，此二者皆是“古之得道能御阴阳者”，是神仙化的理想人物。刘安以二者的“御”车之技及理想境界来阐明“执道要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的“得道”状态。正因如此，东汉学者高诱将“原道训”中的“大丈夫”径直注解为“体道者”。
刘安在“原道训”中对“大丈夫”一词的使用，既是对先秦老子“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的“修道”理念的继承，也体现了汉代历史条件下发展出的新内涵，其道家哲学意蕴更为丰富，凸显出一种富有审美趣味与诗意的道家人格理想。如若深入剖析，可从“道”“技”关系、“道”“人”关系、“道”“无”关系三个层面对之进行揭示和把握。
首先，“道”“技”关系是刘安诠释“大丈夫”的理论基础，具有功利性意涵。刘安对“大丈夫”一词的使用，是针对“冯夷、大丙之御也”进行的，是其以“御”喻“道”、明“道”的理论产物。“御”在先秦时期，是“六艺”之一，被孔子视为士人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之一。“御”有一套特定的技术规范和要求，显示出“术”的内涵。刘安对“冯夷、大丙之御也”的描述，实质是对“道”“技”关系的理论阐说，认为最高超的“御”技是合乎“道”、体现“道”的实践表现，是人之主体性在“御”技上的充分展示，是“道”“技”合一的理想结果。这种对“御”技极致化运用能力的由衷肯定和称许，反映出刘安力图将形上之“道”有效落实与呈现为形下之“术”的理论诉求，其中隐含着工具化的实践倾向，具有内在的功利性意涵。
其次，“道”“人”关系是刘安诠释“大丈夫”的理论核心，具有政治性意涵。刘安借“冯夷、大丙之御也”进一步发挥，把“大丈夫”的“御”车而行展开更为浪漫夸张的描述，甚至认为其能“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与所谓“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锻”的“末世之御”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刘安对“大丈夫”之“御”的这种理想化描述，充分体现出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旨趣，是对“道法自然”理念的浪漫主义表达。在这里，“大丈夫”所驾驭的不再是世俗之车，而是天地自然，其“御”技更非一般世俗的常技，而是“执道”之“技”，是对天地自然规律的主体化的把握与运用。因此，“大丈夫”之“御”实际上表达的是经由“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所阐发出的“人道合一”的根本理念。刘安将《淮南子》视为“帝王之书”，惯常以“御”论“政”，在《主术》中就明确提出“圣主之治也，其犹造父之御”的治国主张，强调“执术而御之”的重要性。“原道训”中的“大丈夫”之“御”，既是对“道”“人”关系的理想表达，更寄寓着刘安对理想化的“帝王”及其政治的憧憬与追求。因此，刘安认为“大丈夫”之“御”虽然纵横天地而无所拘束，但终须“执道要之柄”，“经营四隅，还反于枢”。这种对黄老“执要”“守枢”理念的有意突显，使刘安所言之“大丈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圣王”化的政治意涵，与“原道训”开篇所说“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的“泰古二皇”，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最后，“道”“无”关系是刘安诠释“大丈夫”的理论旨归，具有审美性意涵。刘安眼中的“大丈夫”，其“御”技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能“出于无垠之门”，可“游于无穷之地”，是“道”“技”相合的理想化的主体实践。这种突破有限时空，走向无限自由的“御”车而行，体现出刘安在“大丈夫”的人格理想中所蕴藉的深沉的生命诉求，是其向往人类个体生命超越世俗种种桎梏，彻底实现精神自由的主体意愿的深刻显露。“无垠”“无穷”是“道”的存在状态，而“大丈夫”能通过“御”技达到此种生命境界，说明其主体精神已实现“与道为一”的理想状态，获得了与“道”同“大”的生命意义。“大丈夫”一词意味着生命主体在精神上的大解脱，这种“解脱”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生命意志彻底超越世俗局限之后的大自在。此种无拘无束的精神自由，让刘安由衷倾心，并竭力赋予其诗意化的哲学表达，使之内在生成浪漫多姿的审美意涵。
正是着眼于以上三种特定关系，刘安将“大丈夫”形塑为“体道者”“得道者”“执道者”的理想形象，试图由此揭示出“道”对现实人格的净化与提升作用，突显出汉代道家人格追求的特殊性、理想性与可贵性。刘安继承老子思想又对之作了深化发展，成为道家诠释“大丈夫”的新的历史代表。虽然老子、刘安所阐扬的“大丈夫”理念及精神，与孟子代表的儒家观念大相径庭，但同样反映出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博大超脱、不落流俗的人格理想的深切憧憬与追求，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展现出中华文化所具有的磅礴大气。
（作者单位：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