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启蒙运动以来，神学的权威一直面临着挑战和拒斥，无论是伏尔泰（“砸烂这卑鄙货”），还是康德（“把它控制在理性自身范围之内”），都表达了对神学的某种不满。拉美特利声称，作为一种自然的存在，人必须理解他自身，而对神的信仰和崇拜是人类理解自身的一道障碍。启蒙思想家们主张，只有彻底地从神学的暴政中脱离出来，才能更清晰地理解人自身，找回人存在的意义。在他们眼中，神学是一道充满迷惑性的光，在神学的干扰和支配之下，人类无法看清自身的本质和存在。在现代性这个世俗王国里，宗教和神学的重要性似乎正日渐式微。

　　然而，在吉莱斯皮看来，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之下，重新思考现代性的起源问题，更深刻地认知人类自身的神学和宗教开端，至关重要；宗教和神学在现代性观念的生成过程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核心角色。按照通常的理解，现代性是一个“世俗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人已然取代神而成为万物之灵，并企图运用新的科学和与之相随的技术来实现对自然的掌控；现代性的起源和核心是与神学无关的、反宗教的甚或是不可知论的。但是在吉莱斯皮看来，这种观点是极其危险和幼稚的。诚然，现代性一直在与某些形式的神学作斗争，但并不能因此就断言现代性就是对神学本身的拒斥。现代性并不抵触神学本身，而是试图更加妥适地调整神学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只有捕捉到了现代性的形而上学/神学内核，才能更清晰地理解受神学驱动的反现代性的主张，从而做出更为有效的应对。“虽然现代性方案的这种形而上学/神学内核逐渐被它自身所造就的科学所遮掩，但它从未远离，而且常常在未经觉察或理解的情况下持续地指导着我们的思想和实践。”按照吉莱斯皮的看法，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应该是开放性的，现代性更应被理解为一种努力，“试图为人、神和自然的本质和关系问题找到一种全新的形而上学/神学解答”。也就是说，现代性的实质就是构建一种新的融贯的形而上学/神学的尝试。令吉莱斯皮感到担忧和不满的是，在茫然的“现代性隐忧”和躁狂的“启蒙冲动”之下，神学或宗教被迫退隐幕后，其重要性被粗暴地忽略了。“由于选择性地遗忘了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二律背反的本质矛盾便得到了加强，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那种以神死了而告终的看似世俗化和科学化的过程，实际上只是神的退隐，神从没有彻底缺场。”自伊拉斯谟和路德始，经由霍布斯和笛卡尔，再到尼采和康德，人与神的本性和关系问题的追问始终没有停歇。这已清晰地表明，神学对于现代性具有永恒的重要性。神学的议题和事物始终与现代性相关联，现代性的世俗化、科学化或袪魅过程，并非如尼采所宣称的“上帝已死”，也不是如海德格尔所言的“隐匿的神的永远消退”，而是神的属性渐次转移到了自然界、社会力量、历史和人（“一种永恒的人的意志”）之上，神学有了一个更为妥适的安放和存在。在吉莱斯皮看来，如果武断地消除神或神自身的所有属性，对于现代性的形色各异的所谓整全的解释都将会留下数不清的漏洞。“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实际发生的并非神的简单清除或缺场，而是将他的本质属性和力量转移到其他事物或存在领域中。”尽管从表面上看，启蒙运动总体上对神学持敌视态度，但这种敌视从未阻止（更多情况下其实是方便了）神的本性转移的进程。“面对持续已久的神之死，唯有使人或自然或两者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神，科学才有可能为整体提供一种没有漏洞的、更为整全的融贯解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吉莱斯皮认为，现代性的袪魅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逐渐回归和返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和自然被赋予了原本归属于神的若干能力和属性。康德所谓的“人本身就是宝贵的目的”之所以可能，不过是因为现代性已把迄今为止所公认的神的属性转移给了人。因此，在吉莱斯皮看来，“启蒙（以及后启蒙）对人的个性的张扬事实上是一种激进的（尽管是隐藏的）伯拉纠主义。神的或至少是准神的力量复现，尽管总是伪装着的”。

　　“现代性的科学转向并不能粗暴地拒斥或遗弃神学所内涵的一切东西。神学不仅关心人在彼岸世界的精神命运，也会关心如何解释在此岸世界发生的事情。”吉莱斯皮断言，普遍理性一旦泛滥开来，就会罩上恶魔的面纱。缺少了神学或宗教维度的现代性，不仅未能改进和提升人们的生活，反而把他们甩入无边的黑暗，在信仰的荒芜中无谓地挣扎。真正的、开放的现代性具有广博的包容性，可以给科学、理性、神学和道德留下足够的空间。在为现代性辩护的同时，完全可以给宗教和神学留有充分的余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莱斯皮认为，霍布斯和笛卡尔为神的意志和宗教权威的领域划界，并非是出于对神学本身的反感或猜忌，而是试图构建一种赋予自然优先性的新科学。他们的意图不是要驱逐神学或宗教，而是要把神学的功用限定在一种更为自然主义的特殊形而上学内部。“神学是永远需要的，人的必死性无可避免会引发必须加以解答的来世问题。”如果把神学和形而上学问题悬置起来，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是极其片面和浅薄的。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