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奋斗史，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论断：“中国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走这条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当中，“选择”并不是一个鲜见的词语，“人民”则是使用频次最高的词语之一。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郑重发出“不负人民重托、无愧历史选择”的宣示与号召。事实表明，百年党史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作出历史选择的百年，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人民“阅卷”的百年。

　　党与人民是一体的。党的选择，就是人民的选择。人民期盼什么，党就选择什么，人民也因此而选择党的领导。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中国人民需要马克思主义，党便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人民盼望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党便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带领人民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习近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上，中国人民盼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便实行改革开放，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指出：“中国今天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分不开的，也是中国人民历经艰难困苦奋斗摸索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与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中国人民盼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党便带领人民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立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百年历史证明，党与人民的选择是正确的，人民选择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党与人民必然会继续共同作出正确选择。站在现实的制高点回望与展望，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这三个“伟大飞跃”，不仅以最丰富的实践内涵蕴蓄了“人民选择”的深刻哲理，而且使得中国人民对未来充满信心，也宣示着“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一、人民选择即历史选择

　　习近平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习近平引用了马克思讲过的一段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表明人类只能在既有的历史前提下去创造新的历史。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人民选择”就是首要的历史前提。

　　这是因为，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历史的客观性与既定性，是人类在大自然的舞台上所创造的结果，是主体所创造的客观结果。因此，包括“人民选择”在内，历史主体的创造性最终归结到历史的客观性当中去。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恩格斯说：“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恩格斯还说：“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正因为人类历史具有自然史的属性，所以能够从中发现客观规律，历史学也才因此而能够发展成为历史科学。所谓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唯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称之为历史科学，正是基于这一前提而得出的结论。

　　对于人类创造历史的积极性、主动性、目的性，马克思主义从来都给予充分肯定和揭示。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分了自然史和人类史，但特别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和彼此制约；另一方面，单纯就自然史而言，也终归离不开人类所发明的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与把握。所以，自然界发展出了它的最高产物——人和人的意识，但自然界的奥秘却需要人去诉说。由此出发，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成为人类需要面对的第一关系，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也因而成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在这种前提下，人类也就不再一味被动地顺应自然，而是主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自觉地去选择、去创造历史。历史的客观性就在人们的选择和创造过程中体现出来。

　　但是，人们创造历史的作用、功能以及因此而占据的位置是不同的。其中，人民群众的地位、作用和功能最为特殊。正如习近平反复强调的那样：“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历史。”“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些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作出的科学论断，阐明了人民群众与历史发展规律之间的基本关系，阐明了人民群众作用的自然属性与客观属性。这种关系与属性，既体现在历史的主体内涵上，也体现在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上；既体现在历史的核心内容上，也体现在历史的后续效果上，特别是体现在人民与政治的关系上。因此，尊重人民，就是尊重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人民在创造、书写历史的过程中所作出的主体性选择，具有历史演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性质，它与历史的演进方向是一致的、统一的。

　　看不到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在自然史的意义上看待人民群众的作用，所以，围绕历史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动力以及群众运动的价值与意义等，构建了逻辑一贯的完整论述。这些论述的核心，在于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这一最深层的规定性出发。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者讲“人民选择即历史选择”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从人民作用既定自然属性的层面深入到这一自然属性的质的规定性的理论层面，意味着在表达社会历史观的本质属性。

　　习近平指出：“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同历史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相对立，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第一次彻底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观点，我们党提出了群众路线，并把它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段论述的深刻意蕴，除表明唯物史观与党的群众路线的生成关系外，还需要借助于恩格斯的一段话去加以理解。恩格斯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这里，恩格斯揭示了人民群众所处的历史动力结构上的位置，即“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的位置，而英雄或杰出人物只能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来。习近平说：“今天，我们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就是为了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所谓“磅礴力量”，即需要在“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意义上去加以理解。因此，对于“人民选择”，对于“群众路线”，只有从历史发展动力的机制原理上去加以理解，才是深刻的。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这里特别突出的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有了这样的前提，人民作为“实践力量的人”所进行的活动，才成其为“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又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由此可知，所谓人民选择，实则就是在“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意义上得到认可，在“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的意义上获得支持。

　　习近平铿锵有力地说：“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是从历史最深处发出的政治宣言，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出发而表明的执政理念。

　　二、对人民选择须自省与自警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但人民并不能自发地、天然地自己代表自己。他们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选择能够代表自己利益和期盼的代表实现愿望。所以，人民选择的过程，也是有所抛弃的过程。

　　同时，人民选择的内涵与标准，也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古代，人民的选择对象主要是英雄人物。在近代，则主要是政党，而政党必有其领袖。但无论古代或近代，选择的核心标准，都在于看对方是否代表了自己的利益、民族或族群的希望。历史上，反动的统治阶级欺骗民众，会使人民上当受骗。所以，人民选择的过程又往往是曲折的。但是，人民终究会认清谁才是他们的真正代表。世界历史上的许多政治集团、政治势力与政党，瞧不起人民，将人民视为“愚氓”，当作压迫剥削的对象。因此，即使他们一时蒙骗了群众，也最终会成为人民仇恨、推翻的对象。中国封建社会发生的众多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即说明了这个道理。

　　毛泽东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习近平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其重大进步意义，这一点必须肯定，同时其失败的教训也发人深醒。”无论李自成起义军，还是洪秀全太平军，或者“进城后骄傲自满，庞大人马在京城里沉迷享乐、军纪松弛”，或者“进城后就开始攀比奢华、醉生梦死，乃至相互倾轧、众叛亲离，到后期革命斗志尽失”，最终归于失败。“除封建政权残酷镇压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起义队伍不能解决好自身存在的问题。”可见，没有先进政党领导、没有先进政党的高度自警与自醒，农民军无法克服自身问题，即使在初期阶段和发展过程中作出了正确选择，结局也不会好。

　　近代以来，政党与人民的关系成为现代政治运作的基本关系。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一样，资产阶级政党对人民依然采取欺骗手段，试图以此来骗取人民选择。但是，资产阶级同样“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因此，资产阶级政党同样不会被人民所选择。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为“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唯有共产党，才被人民所选择。这是因为，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

　　但是，即使对共产党来说，人民的选择也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永远不变的。在历史进程中，共产党同样经受种种挑战和考验，特别是面临人民选择的考验。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中国没有一种政治势力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很牢固，但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就可能出现‘霸王别姬’这样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

　　习近平通过对中国历史深入而广泛的考察，不断地讲述历史选择的深刻道理。他说：“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封建帝王，开始是代表了历史发展要求的，但他好大喜功，横征暴敛，弄得民怨沸腾，不过传之二世秦王朝就灭亡了。”唐朝曾出现贞观之治，但后来的统治者渐渐忘乎所以，沉醉于声色犬马，各级官吏贪污贿赂成风，结果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就从兴盛走向衰落，最后王仙芝、黄巢起义攻下长安，不久唐王朝就寿终正寝了。”对于历史“周期率”问题，习近平更是高度重视，指出：“我经常讲到历史周期率问题，这的确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宿命。”“有些封建王朝开始时顺乎潮流、民心归附，尚能励精图治、以图中兴，遂致功业大成、天下太平，但都未能摆脱盛极而衰的历史悲剧。导致悲剧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集团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又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搞得民不聊生、祸乱并生，终致改朝换代。”可见，“选择”实为一份需要时时答写的考卷。

　　习近平形象地将时代比喻为出卷人、将中国共产党人比喻为答卷人、将人民比喻为阅卷人，谆谆告诫全党：“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为此，习近平从宏大的历史视野出发，考察比较了我国历史上存在时间长的朝代和时间短的朝代，指出：“秦朝、北宋、元朝都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强国，但很快就日薄西山。就是那些时间较长的朝代，后期也都是朝政腐败、社会动荡、民怨沸腾、反抗不断，很多都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了。这说明，一个政权建立起来后，要保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不自省、不警惕、不努力，再强大的政权都可能走到穷途末路。”“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建设成，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漫长历史进程中，确保中国共产党不垮、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倒，是一个极难极大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深刻指出：“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因此，人民选择了党，党却不会“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会“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要“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永远保持与时俱进的状态，根据变化了的现实条件，根据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形势的新变化，根据人民不断增长的期盼要求，永远保持与“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的契合关系，从而“赢得光明的未来”。

　　三、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面对时代所出的试卷，中国共产党以对中华民族作出的三大贡献，向中国人民提交了优秀答卷。这三大贡献是：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三大贡献成为党的百年史上最具有标识性意义的里程碑，蕴含着一致的主题、一贯的逻辑以及“人民选择”的深刻内涵。

　　其一，“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党成立之后，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因而“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终结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党之所以能够为中华民族立下如此不世之功，在于找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苦苦寻找的“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答案，实现了中国人民从“寻梦”到“逐梦”的转变。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贯穿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既然是基本线索，那么，在20世纪初，哪个政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这个梦想，人民自然就会选择哪个政党。而这个时候的中国人民，正处于历史谷底的最迷茫期。毛泽东说：“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怀疑”意味期盼与呼唤，意味着对新抉择的认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与条件下，党诞生了，自觉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使得中国人民首先在思想上获得了照亮黑夜的火种，并且以高度的理性自觉，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这样的政党、这样的思想理论、这样的初心使命，人民能够感受到，历史能够倾听到。

　　有了革命政党、科学理论与初心使命，并非万事大吉。以理论建设与党的建设来说，正如习近平所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共产党人的初心，不仅来自对人民的朴素感情、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科学理论是我们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金钥匙’。”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党的建设问题，自党成立之日起，也就必然地存在着。事实表明，党不仅是一个勇于实践的党，而且是一个富于理论思维、具有在理论上伟大发明创造的政党。近代以来，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富于理论思维，具有源源不绝的思想创造力和理论创造力。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创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作出了总概括和总说明，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理论，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步进行的是革命实践。习近平说：“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过的难题。”在巨大难题面前，党没有退缩。“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最终，党不仅通过思想理论，更通过革命实践，“感动”了“上帝”，也就是感动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自然也就自然选择了党。“感动”与“选择”之间，是一个不断奋斗、相互结合、紧密融合、水乳交融的联动关系。

　　其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这样，就将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引入了可以实行的现实路径，实现了中国人民从“逐梦”到“圆梦”的转变。

　　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象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新中国的历史，验证了毛泽东的预见性。特别是社会变革，使得中国社会面貌一新。恩格斯指出：“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与社会变革同步的，是国家政权组织与治理体系的变革。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国家政权应该怎样组织？国家应该怎样治理？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根本性问题。经过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100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体现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初心使命始终不变，所以，新中国成立后，“革命”与“执政”是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其三，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使中国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这是在经过29年的革命与建设后，在“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的结果，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不断前进、继续选择的结果。

　　从三大里程碑可知：“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与“完整事业”，必有其前后相连、完整持续的大历史格局、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构成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特别是其中的历史逻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统一，也体现了革命阶段理论与不断革命理论的统一。“历史逻辑”不仅体现于近代，而且由五千多年文明史延展而来，因而是一贯性与阶段性、相承性与标志性的统一。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现实与未来的中华民族都具有塑造性。习近平深刻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既观察到这样的历史大势，就必须以高度的理性自觉顺势而为，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设立新的目标，以满足人民的需要。所以，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道出了“人民选择”在新时代的内涵，也道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新选择。新内涵、新选择同样出于永远不变的宗旨。习近平指出：“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在百年中始终保持青春活力，就在于它一向能够始终将民心向背作为治国理政的出发点。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历史将会告诉世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会继续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作出伟大的历史贡献，中国人民也会因此而继续不断地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的全面现代化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