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汉语热持续升温，汉语在很多国家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这充分体现了汉语的国际影响力和汉语作为外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以下简称“二语习得”）的研究普遍受到重视，成为二语习得领域最具研究价值的语言之一。二语习得研究视角分为认知派视角和社会文化派视角。认知视角将二语习得认定为心理过程，并聚焦于母语对二语的影响、惯用语的作用、可理解输入的充分性、元语言知识的作用等问题，这些研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主流研究内容。然而，二语习得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现象，脱离不了社会文化的影响，其最终目的是能够自如、得体地使用该目的语进行交际。近年来，社会文化视角的二语习得研究在国际上引起关注。B. Schieffelin 和E. Ochs提出，语言社会化指个体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在社会心理上逐步接受所在社团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同时在语言层面上也将逐渐学会如何恰当、得体地使用语言，并在认知上内化为自己的语言系统。可见，语言社会化包含文化、社会、语言、认知四个因素。

　　就二语习得本质而言，社会文化派认为其是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学习者通过参与社会文化活动获得语言，并最终内化为大脑内的活动材料。因此，除了从认知加工视角来看待二语习得问题，还必须重视社会文化的浸染和语言习得的互动。就国际形势变化以及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情况看，中华文化已在海外广泛传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随着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汉语已成为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必修课程，同时华人华裔遍布全球，数量众多，因此汉语教学需求大增。基于上述情况，对海内外汉语二语学习者的汉语习得开展社会文化视角的研究有其必要性。以语言社会化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以海内外汉语二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进行汉语二语习得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展开。

　　对文化接触进行分析

　　文化接触程度由文化接触的量所决定。文化是语言社会化所包含的一部分，在习得一种语言的同时，也会习得该语言的文化。价值观与行为方式都属于文化层面，因此，文化接触程度会直接影响语言社会化的进程，进而影响二语习得的过程。文化接触程度通过交际者能否运用文化知识成功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最终实现有效交流来体现，因此研究者需要从被研究者的角度出发，理解、阐述文化交际事件，并分析交际事件中文化接触的量，同时关注文化接触程度对于成功交际过程的影响。文化接触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交际者是否会对目的语文化产生兴趣，以及是否会认同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从而对二语习得过程产生影响。

　　文化接触意愿与语言接触程度相类似，但属于文化与认知两个方面，文化接触是文化层面，意愿是认知层面。文化接触意愿由文化认知水平决定，文化接触意愿的强弱直接关系语言社会化的过程。强烈的文化接触意愿，可引起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的强烈兴趣，增强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的认同感，并接受目的语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从而使学习者在文化中习得语言，加速目的语的内化过程，最终促进二语习得的过程。文化接触意愿可通过建立交际者语料库的方法来研究，通过语料分析揭示文化接触意愿。文化接触意愿涵盖认知、文化两个方面，与社会文化派在二语习得领域的哲学倾向研究相关，可为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语言接触也是重要方面

　　语言接触程度由语言接触的量所决定。语言接触程度通过听、说、读、写四项基本语言技能体现，四项技能作用于语言运用能力，为交际者成功表达意思提供基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社会交往活动之中，与社会文化形成一体，交际者通过语言接触习得语言，最终成功地进行社会活动。语言接触程度是交际者语言运用程度的间接体现，在社会交际活动中起中介作用，因此可通过评估交际者的语言交际能力进行测量研究。交际者的语言接触程度高，则能更准确地使用语言参与社会活动，并在此过程中习得语言，内化语言，加快二语习得进程。

　　语言接触意愿也会影响二语习得。语言接触意愿由语言学习意愿的强弱决定，是语言学习者习得该语言的前提，并且直接影响二语习得过程。语言接触意愿属于认知层面，是主导学习者学习语言的情感因素，为成功的社会交际活动提供认知基础。语言接触意愿由学习者参与交际活动的自主性体现，可通过交际过程对其进行研究。强烈的语言接触意愿，可引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加快目的语的习得进程，并将目的语内化为自身的语言系统，从而促进二语习得过程。

　　留意个体因素

　　影响汉语二语习得的个体因素主要有汉语水平、族裔背景、性别、年龄、性格、学习动机。汉语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学习者能否正确、得体地运用汉语进行表达与交流，以及是否对汉语社团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有较高的认同感。目前海外华人总人数已达5500万，不少华裔子弟从小学习汉语，尤其是第一代和第二代华裔，很多会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而且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受到汉语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影响，由此加速了二语习得的进程。形成对照的是，非华裔由于缺乏华裔背景，无论是在二语重视程度上还是在二语习得环境上都逊于华裔。此外，一般情况下，女性大脑左右半球的认知功能结合能力明显高于男性，因此女性的先天性认知学习能力要强于男性，但男性在语言任务处理上，脑半球的发展功能要高于女性，因此性别差异在二语习得上也会有各种表现。E. H. Lenneberg提出“关键期”假说，认为语言习得也许是有关键期的，这个关键期在青春期之前，因为掌管大脑语言学习的区域叫“布罗卡”区，青春期之前是这个区域的灵敏期，因此不同年龄段的二语习得效果具有一定差异。外向型性格的人会更主动地使用目的语与他人交流，以此提高语言输出水平，而在与他人交流的同时，也会获得对方的反馈，也就提高了语言输入水平，而内向型性格则相反。工具型学习动机会使二语学习者出于某种学习目的而产生学习动力，融合型学习动机会使二语学习者对某一国家的文化、习俗产生兴趣，进而生成学习该国语言的学习动机。外部动机易受到外界因素干扰。而内部动机源于学习者对学习活动本身的兴趣，取决于学习者的内在需要，此类学习者具有场独立型的认知特性。

　　语言社会化进程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也巩固了语言的社会地位。在汉语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前提下，二语习得的语言社会化研究加快了汉文化的发展，提高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社会地位，最终促进了汉语在全球的繁荣发展。语言社会化现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研究语言、文化和社会之间的交互关系。纵观国内外，在二语习得研究中，语言社会化现象的研究普遍较少，而基于社会文化视角的研究则更少。因此，在日后该领域的研究中，须重视社会文化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的语言社会化研究。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