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病理学即关于对社会病态进行批判性审视、反思和诊断的学说。霍耐特认为，社会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对被理解为阻碍社会成员过一种‘好的生活’的社会发展过程进行诊断”，主要聚焦“确定和讨论可以被视为畸形发展、紊乱或者‘社会病态’的社会发展过程”。在霍耐特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弊病的剖析，经历过由早期的“异化”批判模型到成熟时期的“物化”批判模型的转向。“异化”和“物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表现，将人降格为物和商品，使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压抑了劳动者的能力和个性，限制和阻碍了劳动主体实现自由与幸福生活的可能性。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把锐利的手术刀解剖时代痼疾，向资本主义社会开出“病危通知书”“诊断书”和“药方”，并为人类克服病态、走向健全提供了科学的治愈方案。
明晰疾病：资本主义使人非人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折磨与摧残。对工人而言，“异化劳动”使他的需要沦为“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他的生活要素是因贫困导致的朝不保夕、肮脏、堕落、退化和不道德。由于被资本主义文明的污浊毒气所污染，工人的任何一种感觉都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他仅仅是实现资本在永不停歇的运动中无限度地增殖自身的工具和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他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生存的手段。吉登斯指出，按照马克思的问题逻辑，“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在人类生产力所创造出来的成就与广大群众无法控制他们所生产的财富而导致的异化之间，形成了一种极端的错位”。被迫的强制劳动带给工人的不仅是否定、不幸、不自在和不舒畅，还有无法消除的疏离感、无归属感和无价值感。工人在异己性的劳动中，只是被动地接受外在事物影响的客体，无力建立起与世界积极的有意义的联系。资本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合谋，使得人在各个领域都被“异化”所钳制和覆盖。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激愤地指出人的完全的非现实和非人的完全的现实，“即拥有饥饿，拥有寒冷，拥有疾病，拥有罪过，拥有屈辱，拥有愚钝，拥有一切不合人道的和违反自然的现象”。处于被操控和被奴役状态的劳动者连基本的生存权都遭到践踏和剥夺，更不必奢谈本真性的存在和自我实现了。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突出特征在于人对物的严重依赖。马克思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弥漫着狂热的“拜物教徒意识”。在“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商品世界里，物控制和支配人，人的逻辑臣服于物的逻辑，人的生命追求深陷世俗化、物欲化和功利化的泥潭而无法自拔。正如卢卡奇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在人的意识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的情感、道德、尊严、信仰乃至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被物所碾压，崇高和理想被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无情地放逐。资本主义物质丰裕的背后是物质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占有成了生活的导向，利己成了为人处世的原则，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消解着人的否定性思维。马克思犀利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的金钱世界里，“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就成了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当万物皆可商品化、可量化、可计算化，人就堕落成与其他物没有区别的一般物，失却了原本应该拥有的特殊性、丰富性和超越性。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着物的规训与圈养，围困于“物的铁笼”而不自知，属于人的创造性能量和变革潜能反被物悄无声息地吞噬。这样的人只是没有灵魂的官能性的人，只是废黜最高价值的畸形发展的人。从人的发展的角度而言，劳动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遭到系统性和残酷性的掠夺与压迫，深切地感受到生存之痛。这种社会形态无疑是病态的，需要被克服和超越的。
切中病根：私有制之恶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在资产阶级所有制条件下，财富积累在私人手里，少数掠夺者剥削广大人民群众，一些人压迫和剥削另一些人。绝大多数的雇佣劳动者一贫如洗，而少数资本家却占有社会的大量财产。富有与贫穷、挥霍与节约、奢侈与困顿、享乐与受苦之间形成鲜明对比。愈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社会分裂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阵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考察了工人悲惨的生存状况，“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自由的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失去自由自觉的生命特性，身体和精神遭受双重摧残。工人在雇佣劳动中不属于他自己，而只是为信奉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而劳作的“无人性的人”或者说“活死人”而已。当工人长时间地、不间断地重复着某种单调、琐碎的机械性工作，他对生活的热情、激情乃至希望也在逐渐消失殆尽，导致精神萎靡，内心空虚，生命力减退，丧失生存意义，堕落为动物般的存在。
马克思通过反思私有制之恶从而强调共产党人的理论可以概括为“消灭私有制”。无论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还是《资本论》第一卷中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都充分显示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内在悖论的科学“诊断”。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兴风作浪，仅仅为了增殖资本而活着的工人变成赤贫者和单向度的人，“为了生存，他必须接受，但是他并不喜欢，甚至感到羞耻”。作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者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必须剥夺利用占有社会产品而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只有消灭敌视人、否定人、奴役人的私有制，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消灭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历史暂时性；由于它面临着系统性的困境，功能紊乱，治理失灵，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被新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所取代。
开出“药方”：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进行理论批判的目的在于探讨何种现实的社会制度安排可以保证合乎人性的生存方式成为可能，使人成为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疾呼：“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在给资本主义社会下“病危通知书”的同时，马克思给人类社会开出治病救人的“药方”。“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否定的否定”的共产主义社会，私有财产得到积极扬弃，社会化大生产、协作形式以及生产资料使用和利用形式社会化成为现实，人类才能突破不合理的发展桎梏，以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重建个人所有制和公共生活，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自己本性的条件下摆脱抽象物的统治，成为生命的主人，按照“美的规律”塑造自身。到那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未来的理想共同体中，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长久斗争得到真正解决。
马克思始终聚焦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致力于为人们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探寻切实可行的有效路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使人非人化，人不应该在这样的病态社会中苟活。共产主义既是最崇高的社会理想也是最公平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凝结着人类对美好社会追求的精华。资本主义自身包含着疾病的隐喻，而且无法靠自身得到实质性的根治。尽管它会通过“吃药”缓解病症，增强抵抗力，延长寿命，但只要致命的病根还在，它最终“再也无法控制被其魔法召唤来的地狱力量”，走向崩溃和覆灭。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从支配自己生产和生活的异己力量与物化结构中挣脱出来，成为自己行动和成果的创造者，拥有健全人格和独立个性，实现自身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使人成为目的的社会形态是值得人们为之不懈奋斗的。
德里达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作为社会病理学家的马克思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病态的深入分析，为无产者认清自身的苦难境遇以及建立一个健康的、可以寄托前程和命运、属于“真正的人”的理想社会提供了思想的火种。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依然是我们时代的普罗米修斯，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