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是人类日常生活中一种复杂的感知经历与特殊的共同经验。1979年，国际疼痛学会（IASP）首次将“疼痛”（pain）定义为一种“与实际或潜在的组织损伤相关，或可以用组织损伤描述的不愉快的感觉和情感体验”，并在2002年第十届世界疼痛大会上把疼痛正式列为继呼吸、脉搏、体温和血压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2020年7月16日，国际疼痛学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了40年来对疼痛定义的首次修订。历时两年修订而成的新定义用“类似”（resembling that）代替“描述”（described in），将“疼痛”定义为一种“与实际或潜在的组织损伤相关的不愉快的感觉和情感体验，或与此类似的经历”，在最大限度继承旧定义主体的基础上，扩展了疼痛概念的意义，还强调了疼痛的社会属性，大大拓宽了研究视角。
疼痛交流中的语言
目前疼痛研究仍主要围绕着医学、心理学等“非文本”视角展开，基于语言的疼痛研究并不多见。而且，不可否认的是，用语言表达体感疼痛绝非易事。
维特根斯坦也曾指出谈论疼痛是最困难的语言活动之一，但他并未放弃对疼痛尤其是疼痛语言的思考，卡维尔（S. Cavell）甚至将维特根斯坦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的主题归纳为“疼痛”。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对“疼痛”这类感觉语词进行了详尽考察，并由此展开著名的“反私人语言论证”。他不否认存在疼痛感觉，但他不像笛卡尔那样将疼痛视为一种私有的主观感觉，而是认为疼痛并非私人的、不可沟通的。维氏后期意义观指出，一个语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这意味着，疼痛的意义存在并显示于疼痛语词的使用之中，从为疼痛等感觉命名到理解“他者之痛”，都必须掌握疼痛的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对疼痛的思考引发了研究者对疼痛语言的关注，如韩礼德于1998年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角度提出英语疼痛语言的表达范式，拉斯卡拉特（C. Lascaratou）则于2007年在韩礼德的研究基础上，从功能语法和认知语义学角度试图解释希腊疼痛语言对疼痛体验的构建。
以上说明，疼痛不仅是发生于解剖学意义上的身体界面的肉体感觉，而且还是社会事件，离不开与社会中他者的互动，尤其与语言息息相关。语言就本质而言是一种公共现象，它作为人类社会的关键组件在调节社会的同时，也塑造了社会共同体成员共享的公共空间，具有典型的社会属性，疼痛交流中的语言也不例外。疼痛看不见、摸不着，也无法像呼吸、脉搏、体温和血压一样用仪器精确地测量出来，这使得疼痛主体对疼痛的公开表达成为感知“他者之痛”的唯一标准，疼痛描述语言自然成为最重要的疼痛表达方式，充分展现了疼痛的社会属性。
第一，从儿童学习疼痛语词的过程来看。儿童在成人的指导下逐渐学会使用语词表达疼痛，并在社会实践中深入理解疼痛意义，也正是在习得、理解与使用语言的社会实践中，儿童完成了社会化过程。第二，从现实生活的疼痛交流来看。疼痛体验非但没有摧毁语言，恰恰促使人们诉诸语言。疼痛语言所具有的“面向自我”与“面向他者”的双重功能，决定了无论教育背景、生活经历与文化传统如何，人们在经历疼痛时均试图借助语言等手段来表达自我与寻求帮助。如果说疼痛感受建立在物理性身体之上，那么疼痛的表达、认知与理解则建立在社会性身体层面上，需要依靠社会互动，离不开社会中他者的在场、参与或协助。可见，一方面，社会建构了疼痛概念，人们通过社会实践理解疼痛；另一方面，疼痛表达无论是面向“自我”还是“他者”，均在社会互动中重塑自我或重构人际关系，将个体与社会重新连接起来。
在疼痛交流中，语言这一重要的社会工具不仅赋予人类比动物复杂得多的疼痛体验，还拓展了人类疼痛体验的空间，加速了从初步感觉疼痛到深入感知、理解疼痛的过程，并超越对疼痛体验的客观陈述，逐渐成为疼痛体验的一部分。隐喻等语言手段对疼痛表达和识解的辅助，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疼痛焦虑。可见，语言在疼痛交际中起到的表达、交流乃至建构疼痛体验的重要作用，为疼痛赋予了显著的社会属性。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疼痛语言研究大多聚焦旨在为临床疼痛评估提供参考的疼痛类描述词汇的描写、归类与整理等。因此，突破对疼痛语词的表层考察，从疼痛交流双方的实际话语使用入手研究疼痛语言，对理解疼痛尤其是其社会属性至关重要。
疼痛语言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医患疼痛话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医学的本质在于医患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主要以语言形式展开，而医患双方对疾病的重要征兆——疼痛的理解与交流直接关系到医疗实践的顺利进行。医患疼痛话语既是一类最常见的疼痛话语，也是医患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医疗情境的显著内容。它在疼痛话语与医患话语的相互作用下交织而成，鲜活地展现了医患双方交流疼痛症状的实际话语互动过程，是疼痛语言研究的绝佳切入点。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疼痛协会在对疼痛新定义补充的第四条注释中明确指出，个体的主诉（self-report）应得到尊重。然而许多医疗情境下，医生未能清晰地意识到语言对思考与理解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在疼痛交流中对患者的疼痛描述也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实际上，描述疼痛的语言是评价与理解疼痛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医生（非疼痛主体）而言，仅拥有疼痛领域的专业医学知识远远不够，他们还需要在疼痛交流中尊重与接纳患者（疼痛主体）有关疼痛的语言性主诉，试图理解患者使用的关乎个体疼痛经历的生活世界话语，并多用这类话语而非专业医学术语与患者沟通，才能与患者共享最需要共情的疼痛体验，而疼痛经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共享也决定了语言沟通疼痛的难易程度。
王寅在对认知语言学及其体验哲学基础作出的本土化尝试——“体认语言学”（Embodied Cognitive Linguistics）理论中提出了“现实—认知—语言”的核心原则，认为心智和语言来自对现实的“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在医患疼痛话语交流过程中，现实、认知与语言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得尤为明显。医生作为疼痛体认者之一，发挥了如下主体性作用。第一，对疼痛的“能动体验”。借助患者的语言主诉以及与患者的交流来感知和体认患者的实际疼痛感受。第二，对疼痛的“认知加工”。通过推理、理解和演绎等一系列心智活动，重新评估患者自身疼痛感受与医生对患者“疼痛”的判断之间的差异，进而与患者达成某种程度上的“疼痛共情”。第三，对疼痛诊断结果的语言表达。告知患者对其疼痛的基本判断，给予后续治疗建议。患者作为另一个重要的疼痛体认者，不仅向医生详细描述自身疼痛，表达疼痛感受，其对自身疼痛的认知也在与医生的交流中得以更新。可见，医患双方均在交流疼痛现实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身体、语言、行动、经验与思维协调运作成一种整体性活动，而语言这一植根于社会实践并源于心智活动的重要媒介，也反过来对医患双方理解患者疼痛起了关键的约束作用。
从语言视角切入疼痛研究，尤其关注使用中的疼痛话语，有益于弥补当前疼痛研究中社会话语系统的长期缺失，加深对疼痛尤其是其社会属性的理解。以医患疼痛话语为研究对象，聚焦语言在医患疼痛交际过程中的具体使用，关注语言和其他多模态资源的协同运作模式与共享意义基础，而不拘泥于旨在揭示医患不平等交流之下权力差距的矛盾冲突等错位现象，不仅能够生动再现医患双方生成、建构并传递疼痛意义的话语互动场景，真实反映社会通过语言等手段对人际关系的调节过程，还充分体现了语言学对医学的介入与服务，帮助人们战胜疼痛，促进医学诊疗目标的有效达成与和谐医患关系的顺利构建。此外，对中国现实医患疼痛话语的微观考察，有助于呈现疼痛表达与个体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密切联系，展示汉语在表达、认知和识解疼痛方面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传统身体观、中医理论等对中国“疼痛观”的塑造，彰显疼痛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特殊含义，丰富疼痛概念的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中的确定性思想研究”（20FYYB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