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媒体和信息技术的迭代与更新，国家媒介形象建构与传播的载体也愈加丰富，在这一语境下对国家媒介形象的概念及范畴进行重新界定深具理论及现实意义。多模态符号的独特符号逻辑赋予其特殊意义潜势，不仅可增强形象建构的动态性与情境性，而且可诉诸不同感官渠道仿拟与相关对象类似的知觉体验，实现更加直观生动的媒介形象建构。
随着信息和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今社会愈加依赖多元感官渠道和相关体验来建构话语和获取信息，C. Jewitt称之为信息交流的“多模态转向”。伴随这一转向，非语言符号资源作为国家形象建构的主要中介在话语传播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与国家媒介形象相关的研究也因此愈发多样。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国家形象研究的“多模态转向”，然而目前多数研究仍以案例分析为主，而理论层面的审视与思考仍待深入。
重新界定国家媒介形象概念
由于国家形象的界定与分类无一致的标准，故需要先厘清国家媒介形象在国家形象谱系中的位置。国家形象虽然包含多个类别，但根据蒙象飞的观点，它们本质上可抽象化为三个维度：实体形象，对应客观真实；媒介（虚拟）形象，对应媒介符号真实；认知形象，对应主观真实。蒙象飞也进一步提出，这三个层次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国家实体形象，即关于国家的客观真实情况，只有依托特定媒介才能得到表征及传播；另一方面，由于广大受众主要接受大众媒介所建构的现实，媒介形象在实体形象和认知形象之间起到桥梁作用。
由于国家媒介形象与媒介的密切关系，学界对其概念的界定也一直随着对媒介认知的更新而产生变化。在国内，徐小鸽最早把国家媒介形象界定为“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体的新闻和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这一定义对媒介形象有两个限定：一是由新闻报道呈现的形象，二是新闻报道的来源是他国或国际媒体。这样的限定值得商榷。首先，根据建构的途径，国家形象实际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自塑，即国内媒体建构的本国形象；其二，他塑，即他国媒介建构本国的形象；其三，主体间建构，即本国媒介与他国媒介共同建构的国家形象。后来张毓强将其定义拓展为“一个主权国家在系统运动过程中发出的信息被公众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的输出”。随着大众媒介类型的进一步丰富以及其传播半径的不断拓展，广告、电影、电视乃至网络等早已成为国家媒介形象建构的中介，也应该纳入概念界定的范围。基于此，本文将国家媒介形象界定为一国在系统运动过程中发出的信息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语言及多模态媒介话语所建构和呈现的形象。
从多模态话语视野看国家媒介形象的特征
从多模态话语视野来看，非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都是话语的意义资源，故而两者的形象建构具有一定的可类比性和相似性。然而，非语言模态的意义潜势和符号逻辑与文字相比非常不同，因而由它们建构的国家媒介形象也表现出相当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符号表征具有高度情境性和动态性。多模态符号表征的媒介形象与文字符号表征的形象相比同样具有建构性，但前者动态性和情境性更加突显。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形象并不是由话语记录的先有实体，而是如陈琳琳所言“不同话语经过博弈之后在受众心智中构建的认知模型”。语言对形象的建构性作用主要体现在语言形式的选择对意义的影响，进而影响特定事件、人物乃至国家在话语受众心中的形象认知。“表征是某一文化的众成员间意义产生和交换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的确包括语言的、各种记号的及代表和表述事物的诸形象的使用”，刘丹凌这一观点承认了非语言符号作为形象建构或表征意义资源的重要地位。赵秀凤则指出多模态媒介符号与文字相比具有类似的建构性，然而非语言模态的意义潜势和符号逻辑决定了其动态性和情境性更为突出。王小平、王军提到其中动态性源于图像及声音等非语言模态的符号逻辑，图像可仿拟或再现特定场景或特定事件的发生过程，声音的延续性特征也可作为实现媒介形象建构的意义潜势，这些都可增强多元媒介形象建构及呈现过程的动态性。情境性则主要依托多种模态符号共同协作所诉诸的多重知觉。知觉符号论认为，认知是知觉和动作的融合与交织，多元媒介表征所实现的是特定场景下的某一特定事件或实体，话语实现的建构对象十分具体，有很高的仿真性。换言之，最终在媒介中呈现的是只属于某一具体情境中的形象。
知觉仿拟具有非语言模态的叙事优势。国家多模态媒介形象呈现方式和效果的直观性是非语言模态话语的传播优势。蒙象飞认为“话语的建构需要一定的符号媒介才能得以产生”，话语内容的选择处理的是“说什么”的问题，而“符号媒介解决的是‘怎么说’的问题”。大众媒介正是通过符号来实现对国家媒介形象的建构，因此选择不同符号对其所建构的媒介形象影响很大。文字符号的优势在于表意的规范化、线性化及抽象化，但却无法准确再现不同感官的知觉特征。相对而言，图像等非语言模态对表征对象各方面感官特征的还原度更高，因而可实现以知觉仿真的方式对特定对象进行仿拟，进而在不同感官渠道上产生与直接观察相关对象类似的知觉体验。多模态话语的构成元素比文字更加丰富多元，色彩、大小、形状、风格等不同属性分别对应不同知觉的多模态符号，因而其建构的媒介形象更具直观性。由于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直接参与体验的机会，多模态符号诉诸感官相似性来仿拟现实，其建构的媒介形象作为呈现方式相对直观的传播媒介具有明显的叙事优势。
形象建构就是符号化意义生产。国家多模态媒介形象并非国家客体形象的镜像反映，符号化的形象建构是一个复杂过程，渗透着符号制造者的意识形态。反映论认为，媒介符号的作用是记录或反映已存在于现实的客体、主体及事件中的意义。按刘丹凌的思路来看，国家媒介形象实际上由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客观现实所决定，本质上是对其实体形象的表达。虽然由多模态符号表征的形象与客体之间存在知觉相似性，但按照朱永明的观点，符号表征“是以心象感受为基础的被建构的物质载体和意义对象”，与其所指对象并不完全对等。建构论认为，意义表达仰赖的是表征不同概念的媒介符号，而非客体对象。按照这一思路，媒体话语中呈现的具有象征性与隐喻性的国家媒介形象也仅是一种“拟态”层面的国家形象。因此，姜可雨认为，它“源于国家的客体形象，但并非国家客体形象的‘镜式反映’”。运用符号形态来理解、阐释和表征特定对象通常会被刻意描绘，或是被简化，但本质上都是基于某种视角的强调和取舍，体现了特定主观意念及价值判断的选择与启用。换言之，由多模态符号建构的媒介形象除了表征客体对象之外，也渗透着符号制造者个人的意向性。建构论进一步指出，形象客体自身和符号的制造者均不能单独确定话语的意义，受众以话语为中介来接触现实和建构意义，这一过程仰赖的是符号表征系统。刘丹凌就提出这些符号本身蕴含了大量的文化预设信息，这种约定俗成的符码意义体系的应用与表达将直接导致其内蕴意识形态的合法化。符号的基本原理，按照朱永明的看法，就是“以一个事物代表或象征另一个事物”，因此，符号化表征所代表的不是客观实体自身，而是基于特定视角的特定意义与价值。按照这一观点，国家媒介形象的建构过程是一个意识形态中介表征符码生产意义的过程，而符号意义的实现则需要选取合适的符号资源以实现符号制造者利益。但是，意识形态对于符码使用的影响并非是无限的，符码资源都必须在特定语境下的文化传统中进行调整、塑形与建构，使其符合符号制造者的利益并与特定语境兼容。
随着现代媒体和信息技术的迭代与更新，国家媒介形象建构与传播的载体愈加丰富，在这一语境下对国家媒介形象的概念及范畴进行重新界定深具理论及现实意义。多模态符号的独特符号逻辑赋予其特殊意义潜势，不仅可增强形象建构的动态性与情境性，而且可诉诸不同感官渠道仿拟与相关对象类似的知觉体验，实现更加直观生动的媒介形象建构。此外，符号不仅是信息交流的媒介，更是价值与立场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因此，如何善用具有叙事优势的非语言符号资源建构与传播真实正面的中国媒介形象，在国际舆论的议题设置中发出“中国声音”也是研究者应该重点着墨的问题。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