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曾论及关于人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己关系。自古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要处理的三大重要关系之一。但现代生态危机爆发之前，由于两者之间的矛盾没有激化，因此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从历时角度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逐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建构自然的过程。由于地理位置、哲学传统、经济模式等方面存在的根本差异，中西传统上人与自然关系的建构也截然不同。一般认为，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主张敬畏自然、顺应自然。而西方是“天人两分”，坚持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主张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西方生态危机根源于二元对立思维

　　20世纪60年代，西方现代生态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后逐渐蔓延到世界各地。1967年，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在其经典文章《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近代科学倡导的同时也是沿循基督教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其本质是将自然看成供人利用的资源和工具。因此，我们不能完全依靠科技来解决生态危机，更不能继续遵循二元对立思维主导下的人与自然之建构模式，而是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宗教，或者重新反思旧的宗教”。怀特的文章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讨论的核心问题。

　　二元对立思想是西方“天人两分”观念的直接诱因，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初露端倪，在基督教传统中得以延续，到了笛卡尔时期，更是成为人与自然关系建构的主导观念，“人类征服自然”（I. G. Simmons）的思想从此合法化。近代科学的机械论自然观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共同促进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确立，并为工业文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也为生态危机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天人合一”引起西方关注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观念。荷兰汉学家 J. J. M. de Groot在1918年创造了“universism”这个词，专门用来指代东方人与自然之间的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组成了一个连续体，而不是西方的二元对立关系。美国的费诺罗萨（1853—1908）将中西哲学进行对比，认为西方传统中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念，“但是在中国，这种思想几乎从人类之初就有。易经哲学，得到了孔子的进一步强化，认为自然世界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和谐的，人和自然同样和谐地相处，因为两者都由上天主宰”。

　　“天人合一”思想引起西方的广泛注意，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现代环保运动兴起之后。以怀特为代表，西方不少生态研究者开始对西方文化进行反省，并企图从东方传统中寻找医治现代生态危机的灵感。由此，如王正平所言，“出现明显的向‘东方生态智慧’回归的倾向。其中，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种具有独到的深刻思想内涵的哲学命题，它所具有的现代生态伦理价值，即对于维护现代人类所处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具有的现实道德意义，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休斯顿·史密斯、艾伦·瓦茨、卡普拉、李约瑟、加里·斯奈德、比尔·德韦尔和乔治·塞辛司等均对东方有机自然观给予高度评价。在耶鲁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的带动下，一批论文集及专著相继问世。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对东方传统生态智慧的关注在西方逐渐成为一股显流。

　　传译“天人合一”不能曲解其思想内核

　　德国汉学家卜松山在其《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世界的启示——从“天人合一”谈起》一文中，充分肯定了“天人合一”体现的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对于解决现代生态危机的积极意义。“天人合一”体现的非二元对立思维是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关系建构的主导模式，人是自然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共同构成一个整体，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主导下的主客两分思想形成鲜明对比。翻译时如何体现其本质差异，是译者需注意的问题。

　　2014年获得国务院批准的“中国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意在为中国思想文化术语提供权威译文，但在其发布的语料库中，“天人合一”仍译作Heaven and Man Are United as One。尽管在对其内涵阐释中，强调了“天地人相通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但Heaven仍被视为“天”的对等语。瑞士学者拉尔夫·韦伯（Ralph Weber）指出：“要为非中国人的目的语读者翻译‘天人合一’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困难之一就是如何做到不歪曲原来的意义，不随意地将之移植到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天’的翻译尤其麻烦，通常将其译为‘Heaven’的做法受到了批评。”当代著名汉学家安乐哲对“天堂”（Heaven）与“天”的本质差异有精辟阐释：“圣经中的上帝，经常用来指代‘天堂’，创造了世界，但是古典汉语中的天就是世界……天既是世界是什么，也是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天既是创造者也是万物的存在。在秩序本身和秩序的制定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基督教义中的“天堂”被认为优于现实存在的物质世界，属于典型的二元对立的概念，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是个典型的非二元对立的概念。汤一介认为，“天”的含义归纳起来至少有三种：主宰之天（有人格神义）、自然之天（有自然界义）、义理之天（有超越性义、道德义）。“天”既是物质世界，又是物质世界的最高主宰，所以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译成Heaven显然是不妥当的。“天”也不是达尔文笔下的nature（物质世界)。nature纯粹指物质世界，体现了典型的主客分离思想，而“天”并不区分精神和物质世界。正因如此，安乐哲在翻译《论语》时，选择音译Tian，因为他认为“Heaven” 会让人联想起由犹太—基督教传统派生出的意象，而译成“Nature” 也不准确。

　　优先考虑异化翻译

　　鉴于中西传统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建构是存在根本差异的，这种差异与中西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息息相关。因此，翻译时应体现出“天人合一”与“天人两分”的根本差异，此差异正是“天人合一”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所在。因此，不妨借鉴安乐哲，将“天”音译为 “Tian”，“天人合一”音译为“Tianrenheyi”，而这样异化翻译的理据在于：第一，已具备音译的充分条件。如前所述，对“天人合一”生态价值的讨论和挖掘始于西方现代生态研究者，西方对其独特生态内涵已有较清楚的认识，而且随着孔子学院带动的世界范围内汉语学习者的不断增多，西方读者对汉语拼音的接受度逐步提高，用音译完全可行。第二，音译能凸显独具中国特色的生态术语的价值。第三，用音译这个统一的译名来规范目前“天人合一”五花八门的译本，更方便其传播。第四，符合历史借鉴性的原则，比如其他中国传统文化概念Yin、Yang、Tao等已成为英美读者耳熟能详的术语。

　　当然，对于普通的西方读者，也许开始接受这种异化翻译时会有些不适应，我们不妨使用加注来进行阐释，具体可借鉴新儒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的译文。杜维明认为“天人合一”体现的思想可用anthropocosmic来表达，认为人类包括在宇宙之中，与西方的anthropocentric（人类中心主义的），即人类与自然疏离的思想截然不同。他的译文得到了耶鲁大学塔克和白诗朗两位教授的充分肯定，认为“天人合一”（anthropocosmic）的世界观“以神、人类和自然世界之间的无缝连接为典型特征”，可为解决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提供新的视角。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建构。要解决现代生态危机，必须摈弃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基础上的主客两分思想，用非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天人合一”的现代生态价值正是体现在其非二元对立的视角，即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不可分离、自然界与人类的不可分割。在传统的翻译实践中，为了便于目的语读者接受我们的文化，我们难免过于迁就目的语读者，经常用他们熟悉的目的语来替代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概念，但这样做的弊端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化特色全盘抹煞。我们的译文应能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以对中国文化有效“走出去”起到推动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中华文库》外译典籍的汉英对照匹配研究”（16BYY03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北宜昌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