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两国一衣带水，交往源远流长。回顾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作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承载着两国人文交流的文化脉络，它为增进中韩两国文化相通、文明互鉴作出贡献。《论语》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不仅成为东亚人文精神底色，更是中华文明与中国形象在海外的重要呈现，它对东亚乃至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儒学的传入与普及

　　《论语》在朝鲜半岛的传承与弘扬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首先是《论语》的传入与普及期。儒家思想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至4世纪。虽然无法确定《论语》传入朝鲜半岛的具体时间，但早在新罗统一三国后神文王二年（682）便设立太学，教授儒家经典，《论语》成为培养选拔官员的必修科目。到了高丽时代，《论语》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在韩国文献史上金仁存首次执笔《论语》注解书，虽然此书未能流传至今，我们无法了解其内容，但它是韩国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本《论语》注解书，具有开创性意义。

　　13世纪左右朱熹所著《论语集注》传到高丽，崔溥向高丽王提出刊行朱熹的《四书集注》的建议并得到了采纳。到了15世纪，性理学在朝鲜半岛得到长足发展，李滉编撰《论语释义》是迄今为止朝鲜半岛留存于世的最早的《论语》注解书。从17世纪开始，朝鲜半岛《论语》注解书版本不断丰富并广泛流传。当时的人们为了克服韩语与古汉语之间的差异创作了“口诀”，以汉字标注文中没有的助词和语尾，以便人们更容易理解、背诵汉语。大量儒学经典都被赋予口诀而得以广泛传播，这种利用口诀的学习方法延续至今。1446年朝鲜王朝世宗大王颁布了《训民正音》，结束了朝鲜没有自己文字而借用中国汉字进行标记的历史，这也使得普通百姓阅读和理解儒家经典成为可能。此时谚解也和口诀一样得到普及，谚解是用韩文把古汉语的内容翻译出来，让普通百姓更容易理解，对于不熟悉汉字的妇女和儿童也非常适用，进入16世纪后成立了谚解的刊行机关——中央政府校正厅。如果说口诀是为了克服韩语与古汉语之间的语法差异，谚解就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儒教经典与历史书籍而做出的努力，这都加速了儒教价值观在朝鲜半岛的生根与发芽。

　　儒学的发展与升华

　　18世纪是《论语》传播的批判期与发展期。受到阳明学派的影响，朝鲜半岛对于《论语》的研究出现了多样化趋势，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出现了以郑齐斗、李万敷、李瀷为代表的思想家。郑齐斗受阳明学影响，在《论语说》中阐发了 “脱朱子学”的见解，并提出了《论语》研究新思路。李万敷在《论语讲目》中批判朱熹的《论语集注》，认为它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很好地体现孔子思想精髓，进而提出“古人虽已言，独不可以言吾食味之所及以自观乎”的观点。李瀷的研究受李万敷的影响，把关注焦点集中在朱熹的《论语集注》上，在他所著《论语疾书》中通过“质疑”“释疑”的方法来探究《论语》的本质。

　　19世纪后，《论语》传播进入了诠释与再认识期。韩国实学派集大成者丁若镛把《论语》列为四书中需优先阅读的书籍，他对比当时社会存留的注解书籍并加以参考著述《论语古今注》，相比其他注解书籍，《论语古今注》在当今社会仍倍受研究人员关注。

　　20世纪以后韩国社会以性理学为根基的研究倾向开始动摇，韩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经历了诸多变化。在政治上，传统的封建王朝体制被推翻，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社会秩序开始动摇，出现新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新印刷术的引进、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对《论语》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气象。围绕朱熹《论语集注》的基本范畴，开始出现了《论语集注》的官本谚解附记。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传统方式的论语注解书，取而代之的是《论语》的现代韩语译本。这个时期的译本除了借鉴朱熹的《论语集注》原著外，还参照阳明学、中国学者、日本学者的释义。《论语》不再被单纯地看作儒教经典，而是倾向于近代学问范畴里的“哲学”，更多现代大学里哲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不再注重《论语》文句的解析，而是站在哲学的视角探求《论语》的普遍价值所在。

　　在现代的韩国社会中，《论语》教育与汉文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朝鲜王朝时期使用汉文作为官方语言，到了20世纪则改用韩文作为官方用语，汉文弥补了现代韩文表义方面的不足。韩国政府把学习汉字作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各个大学开设了汉文学科，让汉文学得以延续。韩国现代社会中不断学习儒家经典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其中具有超越意识形态之争的亚洲价值，《论语》深深影响韩国人的价值观，慢慢它具有了超越时代、跨越空间的永恒性。尽管韩国现代化过程中也曾遭遇传统价值的迷失，但是民族精神的根和底色没有改变。

　　促进中韩文化交流

　　研究《论语》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发展、译介、诠释的过程，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有助于拓展认识，从他国视角探讨《论语》的传播发展脉络。从异域的视角审视儒家思想的生命力所在，克服不同社会间价值理念差异。反思我们的文化，让文化交流传播更好地作用于实践，有助于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回应西方社会 “文明优越论”等论调，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提供案例支撑。“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文化交流与合作是中韩两国相互学习、互相借鉴的重要渠道，也是厚植政治互信、凝聚合作共识的坚实桥梁，更是夯实两国民意基础、增进国民友好感情的心灵纽带。

　　在中韩文化交流年的背景下，文化不仅是对外交流的精神纽带，更是思想相通的基础。以史为鉴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打造对外文化交流的中国符号，勾画中国名片。一个民族的复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研究《论语》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对于助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系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传统儒家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发展研究”（21YZD-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