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中日交往密切，数量庞大且种类繁多的汉籍传入日本。类书作为中国古代特有的工具书，在传到日本后，掀起了日本类书编纂风潮。平安时代是日本类书发展的源头，中世、近世类书基本都承袭了该时期的编纂传统。梳理研究日本平安时代现存汉文类书，对寻补中日散逸史料、研究典章制度以及探析日语词源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汉文书籍东传以及日本的接受

　　7世纪，遣唐使和渡海唐人开始搭建中日交往的桥梁，为汉籍东传创造条件，进一步促进了汉文化在日本的传播。9世纪左右，朝廷贵族推崇讴歌汉风文化，中国典籍借此大量传入日本。到9世纪末，藤原佐世奉敕撰成《本朝见在书目录》，这是日本最早的汉籍总目。其中著录全日本汉籍40类，1500余部，计17000余卷，反映了平安前期传入日本的汉籍的基本规模。

　　汉籍传入日本后，式部省直辖大学寮成为整理编撰这些汉籍的主要场所。同时，大学寮还形成了以汉学为基础的完备官学体制，练就了平安贵族、官僚的汉学修养。嵯峨天皇时期完成的三部“汉诗集”，是汉风文化在平安时代开花结果的一个重要表现。此外，日本仿照中国构建起官方修史制度，记载其王室经纬，以《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日本三代实录》为代表的史书，是平安时代日本接受中国传统史学的较好例证。

　　在吸收、消化汉籍的同时，日本逐渐出现了体现其独特意识的史学、文学、艺术典籍。东传汉籍加之新增日本典籍，使得对抄集群书词、句、段、篇分类编排以供查检的工具书的呼声日渐增高，《秘府略》《和名类聚抄》《类聚国史》等类书应时而生。

　　日本平安时代汉文类书概况

　　根据《国朝书目》《本朝书籍目录》《群书一览》《群书类从》《续群书类从》，以及汉籍《日本访书志》中所录平安时代类书的情况，可将其以取材范围分为综合性和专门性两种。如《和名类聚抄》等综合性类书是阐释日本名物的综合性辞书，其特征是囊括性强，包含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知识。《和名类聚抄》参照《尔雅》的编纂手法，疏通了平安时代及过往文献中出现的词汇。其先使用汉语类聚名词，根据义类编排立项，用假名加上与日语对应的名词读音，然后再以汉籍作为典故引用、加以说明。这一类综合性类书包含了大量现代汉日辞典和百科全书的要素的同时，还反映了平安时代朴素的社会观、世界观。

　　与综合性类书不同，平安时代专门性类书涉及领域较多，通常一本类书涉及一个领域，概可分成政治、法律、文学、医药等门类。政治类——井上亘也将其归为“官僚手册”类书，如《类聚符宣抄》《别聚符宣抄》等。这类类书是将太政官符、宣旨等内容进行分类、整理而成的公文集。或如《政事要略》是将政事分为年中行事、交替杂事、纠弹杂事等类，以便有司检索。

　　关于法律类类书，平安时代通过对中国律令制度的摄取，形成了以“律令格式”为基础的法律表现形式。其依托《延历交替式》《贞观交替式》《延喜交替式》《弘仁格式》等文书，构成了完整的法典体系。这类类书明目详细，记载翔实，内容多引国史或其他典籍近例，部分还附编者私案。值得一提的是，这类法律类类书，虽以唐律令为范，但仍保留一定的自身特点，如凸显天皇的宗教性以及强调天皇的超脱个性。

　　文学类类书包括《经国集》《古今和歌集》《后撰和歌集》《本朝文粹》《本朝续文粹》等。平安时代，日本皇室贵族、臣下均以汉诗应诏、唱和。嵯峨天皇即位后，效仿唐制风靡一时，汉诗创作更加炙热，为了便于诗文取材，诞生了《经国集》等三大汉诗集。这一类汉文诗集，凸显了中国对其他东亚国家的文化辐射力。而通过对中国文化的不断类聚和接受，日本也获得了文化创造的主动性，对后来的日本文化和艺术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医学类类书有《医心方》《本草和名》等。这类医书多以汉文医书为范，如出云广真等编《大同类聚方》，其多参考中国医籍《黄帝内经》《针经》《脉经》《新修本草》等书。其中《本草和名》又以汉籍《新修本草》为范，同时补充了《食经》《本草稽疑》《本草拾遗》等书中的药物，这类医书保留了大量中日医学文献，不仅对日本后世的医学、博物学产生了影响，也成了探索中国传统医学起源的宝贵资料。

　　日本平安时代汉文类书价值

　　平安时代汉文类书对补充散逸史料、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平安时代汉文类书是对中日散逸史料的重要整理和补充。中国典籍浩如烟海，流转过程中散逸情况多有存在。传入日本后，多数汉籍得到了完整保存，以丹波康赖所著《医心方》为例，其汇聚流散唐代医书多达204种，且完整呈现龙门石窟药方洞药方95则，是为中日古代医学集成之作。而对于日本本国史料的寻补，《类聚国史》可谓首屈一指。该书将“六国史”中相关记事编年，再系统归纳于条目分类之下。所录字句遵照原文，无所节略。坂本太郎认为，由于编者秉承着完美的原典主义和尊史意识，使得理论上通过《类聚国史》恢复“六国史”原貌成为可能。

　　其次，平安时代汉文类书是研究日本古代社会典章制度的主要参考。封建社会以典章制度作为治国安邦的基本构件，如《政事要略》和《类聚符宣抄》，除记录了朝廷政事外，还包括地方行政在内的各种政务、年中行事等诸事以及大量职官事，保留了大量朝仪资料。而以《延历交替式》《贞观交替式》《延喜交替式》《弘仁格式》《贞观格式》《延喜格式》《类聚三代格》等为代表的“格式法”，更是对律令条文的不断修订细化，其严谨性和广泛性为复原平安时代法律制度提供了基本框架。

　　最后，平安时代汉文类书是研究日语语言发展的珍贵来源。以平安时代类书《本草和名》为例，该书范取汉籍药典《新修本草》，全书卷篇次第及各卷中药物的排列顺序均依照汉籍《新修本草》，每味药物记以正名、各种异名及出处，多数标记日本名称，且列出日本产地。该书记载了平安初期以前的药物的和名。在这类语辞条目中，对容易产生语义分歧的语词以及在语言上表现出“名不符实”的词汇变异现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标准语。在日文产生初期，起到了规范语言和促进语言进步的重要作用，是研究平安时代前期日文史的重要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类书编纂事业，无论是古代、中世还是近代，都深受外国特别是中国影响，其通过“类聚的时代”，获得了创造文化的主体性后，开始秉承自身发展规律，形成了独特的视角和编纂理念。这不仅丰富了其文化内容，也因其汉文类书中保存、整理了大量中国已散佚的文献，对中国学者研究古文献、文化、历史以及学术交流，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础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自由探索项目“日本汉文类书研究”（2021TS05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