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是19世纪俄罗斯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以描绘和揭露世纪之交俄罗斯社会现实生活而著称。然而，这位曾经以医生为职业的作家，不仅把客观世界作为自己创作反映的对象，而非仅局限于通过文字塑造文学形象，更是让自己的创作充满音乐性和画面感，把浪漫主义气息渗透在自己看似非常现实的文学创作之中。契诃夫的这种现实与浪漫相融合的创作艺术，引起了国际契诃夫研究界的普遍关注，也形成了当代契诃夫研究的新转向，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趋向越来越明显。

　　批评界关注契诃夫创作中蕴含的音乐性和画面感及其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色彩，其价值不只在于研究对象重点的转移，体现了契诃夫研究的新视角和当代转向，更是深层次反映了文学批评由二元对立转向了二元融合，即不再把现实主义创作与浪漫主义艺术相对立。学者们努力跨越语言文字艺术与音乐、绘画、传媒等艺术之间的界线，探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界融合艺术。这种现实与浪漫的融合、文学与艺术之间的跨学科研究也为我国的新文科建设拓展了新的视野。

　　在纪念契诃夫诞辰150周年、160周年及其他相关大型国际会议上，关于契诃夫创作的跨学科研究论文几乎占据了主导地位。契诃夫音乐性研究从固定走向开放式的探索，即从确定性的关系式研究，包括契诃夫与音乐的联系和情感、作家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契诃夫与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走向探讨文学叙事中的音乐元素（字词、情感营造），最终迈向对作品音乐结构和框架的开放式探寻，并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学—音乐”的跨学科艺术研究领域。可以说，21世纪契诃夫研究的趋势之一就是跨学科、跨媒介的研究路径探索。

　　契诃夫曾直言：“酒和音乐对我来说一直是完美的开瓶器。”俄国戏剧家梅耶赫德最早指出契诃夫作品的音乐性，称其“剧本很抽象，宛如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曾赞叹道：“美妙的契诃夫的音乐性。”英国学者莱菲尔德指出，契诃夫的《草原》具有交响乐般的结构特质，其描写的草原景色和大雷雨所营造的情绪及氛围与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与第四乐章有异曲同工之妙。契诃夫自幼受音乐的熏陶。其父亲、哥哥和姐姐都会拉小提琴、弹钢琴，喜欢唱民歌。契诃夫是俄罗斯最具音乐性的作家之一。契诃夫与拉赫玛尼诺夫、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家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受契诃夫小说《大路》的启发，拉赫玛尼诺夫创作了交响诗《乌特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与契诃夫作品中的诗意语言有着共同的情感渊源。柴可夫斯基是用音乐说话，而契诃夫是用文字唱歌，他们对艺术本质有着共同的追求，艺术审美一致。

　　契诃夫在《海鸥》中写道：“开始是高音，结束是低音。”契诃夫几乎在每个故事中谈到声音时都使用音乐术语和元素，注重雕琢用词的音色、长尾、象声词等。在契诃夫的独幕剧中，音乐表达方式和文学体裁相互融合，故事的叙述往往伴随着音乐的套曲及舞蹈。因此，契诃夫的文学作品是国内外芭蕾舞、话剧、电影银幕改编的主要对象之一。契诃夫创作中的音乐性既体现出作为文化的音乐，也伴随着自然的音乐，更是融化在叙述的艺术形式之中，如散文节奏、体裁模式、风格等。批评界探寻契诃夫文学作品中音乐性的目的，并非在于找到文学与音乐在表达形式上的准确对应关系，而在于深入揭示其融合化的创作建构原则。

　　绘画性的融入是契诃夫创作的又一重要艺术表现特征。契诃夫曾说：“在风景描写中应当抓住琐碎的细节，把她们组织起来，让人看完以后，一闭上眼睛，就可以看见那个画面。”托尔斯泰认为契诃夫的创作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不加任何选择地、信手拈来什么油彩就在那里涂抹，好像涂上的这些油彩相互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倘若你离开一段距离后再看：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印象就产生了……”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屠尔科夫也指出：“契诃夫具备某种印象主义画家的创作特质。”

　　契诃夫的风景描写善于洞察细节，不拘泥于传统日常视觉经验的再现和对外部世界的模仿，而是通过某个透视的焦点，借助声、光、色、形的瞬息变化来凸显某一事/物。形形色色的感观意象刺激着读者主体，构建画面，唤起无穷联想。英国学者普里斯基尔就认为，契诃夫“出色地掌握了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叙述方式”。光怪陆离的生活“碎片”和瞬息万变的感官印象，经作者加工、裁剪与组合，形成具有多维视角、多重声音、多层含义的复调文本。

　　契诃夫创作的绘画性在风景描写方面体现得最为鲜明，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在风格和主题层面上，《草原》和《灯光》中的景色描写既有对自然的拟人化、主观化描绘，也伴有浪漫主义所特有的神秘、混乱和幻想的主题。契诃夫擅长将风景与叙述有机结合，普通人和物的日常生活成为文本核心，关注其变化瞬间的独特性，运用光、色、音、影营造小说特有的韵律和氛围，借助变幻莫测的景象折射人物内心主体世界，将内在外化成一幅人物合一、可触可感、情景交融的诗性画面。这显然与印象派艺术所追求的写意美、色彩美和光感美相似，既追逐光与美，亦关注最普通的人与物。契诃夫的文本中有很多关于世界名画的映射和描绘，形成互文。

　　当代读者对文学的音乐化和可视化兴趣的日益增长，迫切需要我们在人文学科中寻求一种对综合艺术的有效阐释方法。19世纪末艺术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就是各种艺术的不同技术、表现手段和方法在同一个文本中的融合和互动。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催生了19世纪末新艺术形式的形成。契诃夫文学世界的构建和组织形式与其前辈作家有所不同。契诃夫文本中不同艺术形式的融合与互动、音乐性与绘画性的交融，不仅影响了文学的美学性和诗学性的建构，而且推动了世纪之交整个俄罗斯的艺术文化发展。

　　契诃夫向世界展示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相互融合的独特艺术魅力。批评界的跨界研究，不仅深化了契诃夫研究，也为当今我国人文学科如何展开跨界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研究案例，从而有助于推动我国的新文科建设。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契诃夫创作文本的符号学研究”（KYCX21_126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