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的科技与人文之争引发了各界对英国教育理念持久广泛的讨论，至今余波未平。英国众多作家也以文学写作介入论战。其中，英国当代作家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对英国教育理念问题与冲突有深刻感受，并借由小说写作表达了自己的教育观念和立场。他既坚持英国传统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反对片面强调自然科学而贬低人文科学的功利主张，又对英国人文教育中的精英化、贵族化倾向与文化偏见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对教育功利化的反思

　　长久以来，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被英国教育界视为培养健全之人的有效途径。英国教育家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中强调，大学教育之任务不仅在于知识灌输，更在于培养有德之人。然而，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上述观念受到挑战。自称“达尔文斗犬”的托马斯·赫胥黎认为，古典文学教育误人子弟，浪费学习物理之人的时间。自此，强调区分专业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声音日益增多。直到二战后，以斯诺为代表的部分科学家反对英国教育界人文学科占优的局面，呼吁在高校中加强自然科学的学科设置。斯诺在剑桥大学演讲时还提到，自然科学家是一类“新人”，在道德和智识两个层面都优于“文人”，更适合做社会管理者。对此，阿诺德和利维斯等人文学者强调技术进步带来诸多变化和挑战，重大决策不能仅依靠工具理性做统计学意义上的算术题。因此，教育不能只培养具备专业知识的专家，而应培育具有完整人性和健全人格之人。

　　福尔斯也在小说中审慎地质疑斯诺所强调的专业化划分并轻视人文学科的教育理念。他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提出：“《物种起源》是普遍研究的胜利，而不是专门研究的胜利……让科学界那些试图将人们禁锢于一个狭小天地的发号施令者见鬼去吧。”尽管小说中的这段表述有些突兀，但福尔斯意在借人物之口表露己见。需要指出的是，自称“博物学家”和“业余科学家”的福尔斯并非反对科学，而是反对学科专门化以及科技话语一家独大的趋势对传统教育观的冲击。在福尔斯散文集《智者》中，他强调传统人文教育看似教授了许多在现代社会中无用的知识，实则是在努力培养品行全面之人。在此，他与阿诺德和利维斯的观念一脉相承。针对斯诺在小说《新人》中含沙射影地贬低“文人”，福尔斯也通过小说人物隐喻了缺乏人文教育的“新人”可能具有人性弱点。在福尔斯的《收藏家》中，“新人”克雷戈只接受了职业化的技术教育，从小不懂文学艺术，秉持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唯一爱好是制作蝴蝶标本。他像笛福笔下的鲁滨逊一样，能够准确记述各种数字，可以综合运用数理化知识冷静地设计一场绑架，也可以“科学地”处理尸体。发财之后，他立即理性而冷酷地抛弃养育他的姑妈和身患残疾的表妹。与此同时，克雷戈缺乏基本的审美感受和共情能力。当他想赞扬暗恋之人的美貌时，却只能用“一只黄斑玉蝶”之类名词代替“难以言传”“美不胜收”等形容词。他喜欢把活蝴蝶闷在玻璃瓶里或用大头针钉于纸板，通过看它们挣扎获得一种“收藏”和“占有”的快感。这种对逝去生命的麻木以及漠视弱者与少数者的强者心态激起米兰达的愤慨之情，令其大喊“我恨科学家”。克雷戈并非科学家，作者在此看似张冠李戴，实则指桑骂槐。他借人物言行展示了轻视人文教育的后果——“新人”们会成为技术专家，将知识优势转化为权力优势，从而形成冰冷的技术霸权。与此同时，他也借小说人物对英国精英教育的积弊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对精英化教育理念的批判

　　英国的贵族教育体系一直坚持重人文而轻实用的传统，并潜移默化地在社会上层中形成一种文化偏见，即系统的人文教育、无功利目的的科学研究（如数学、物理）以及“有闲的”“艺术的”生活方式是英国上流社会的重要标志。与此相对应，为实际应用而做科研被认为更适合劳动阶层。因此，英国教育中技术与人文孰优孰劣的论战不仅是教育理念的争论，它还直接关系到被教育者的社会分层与身份认同。在英国知名公学和大学接受人文教育的往往是非富即贵的精英子弟，他们毕业后并不急于靠工作谋生。反之，技术工程类工作者被视为与“绅士”身份相距甚远。所以，平民出身的斯诺才会在剑桥大学演讲中，既讽刺文科毕业生比青年科学家收入低得多，又不满于文科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较高社会地位。这种矛盾的心态折射出他对自己身份认同的焦虑。福尔斯通过小说人物的矛盾感受和行为揭示了英国教育的这一潜藏维度。在《收藏家》中，一夜暴富的克雷戈仍然会嫉妒哈罗公学的男生，认为自己没有他们的做派和伦敦腔就寸步难行。如其所言：“餐厅里每一样似乎都在小瞧我们。因为我们不是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培养出来的。”他发现横亘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的鸿沟不是财富多寡，而是教育背景。这种强烈的身份错位也催生了英国特有的教育现象，政客和企业家一边赞扬“英国工业的伟大”，一边让子女接受传统贵族人文教育，努力把自己培养为绅士淑女。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布商弗里曼一面鄙视贵族不劳而获，一面又按贵族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并让女儿接受贵族教育。此外，与技术学校教授实用的谋生知识不同，贵族学校会教授有闲暇消费的“无用”知识。这类知识包括艺术、古典文学以及英国特有的“纯科学”研究。它们被视为上层社会才能享有的“高级知识”。当米兰达教育克雷戈欣赏艺术时，充满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她在嘲讽“新人”暴发户般的消费时，却未感到自己高价购买一个18世纪的椅子有何不妥。对这种精英化的教育理念和文化偏见，福尔斯通过小说书写持审慎的批判态度。

　　二战后，英国教育中一直潜藏着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谁更重要的理念之争，而福尔斯则通过小说书写对此论题进行思考。他既对工具理性话语的扩张趋势和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中的功利教育观进行批判，也对英国传统人文教育中的精英理念和文化偏见有所反思。时至今日，对科技教育的重视已是全球范围内的大趋势，但技术进步衍生出的一系列伦理问题反证了人文教育的必要性。随着知识量呈几何级数的增长，科技与人文的分裂已成现实。如何实现二者的融合和相互促进，是当下众多专家学者关注并努力的方向。在此过程中，首先应在教育理念上不偏执于一端，进而在教育实践上努力达致平衡，力争在教育层面破除科技与人文二元对立的现状。关于“教育何为”的问题仍将争论不休，福尔斯的思考和写作或可为我们提供借鉴。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英国当代小说中的科技与人文之争”（19CWWJ08）、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17RB04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