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南宋书院规模的不断扩展和书院制度的逐步完善，特别是如朱熹、张栻、吕祖谦等一批致力于书院教育的学问大家们倾心教授、潜心办学，“书院”逐渐成为南宋有志学子求学路上的首要选择。对于那些有志于求道明理的南宋学子而言，就学书院无疑是促使其学业精进的最佳选择；而对于那些志在进阶仕途的学子来说，南宋书院的日常教学虽不着意于“场屋之学”，但亦多有如白鹤书院学子“赴类省试者会文其上，是岁自类元王万里而下凡得七人，其不在得中者，后亦接踵科第”者（魏了翁《赠王彦正》）。若以南宋书院的日常教学为切入点进行考察可见，“应试的创作指向”之所以能够成为南宋书院创作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与那些执教于南宋各书院的学者们对待科举的态度密切相关。
书院学者眼中的“举子文业”
诚如前辈学者所言，南宋各书院的讲学者在教学实践中虽反复申明反对“场屋之学”，但其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反科举”，而在于“反俗学”。换言之，对于“书院学子是否应该参加科举取士”这一问题，这些执教于南宋各书院的学者素来保持比较通达的态度。如执教丽泽书院的吕祖谦曾在写给朱熹的回信中明确提出，“大抵举业若能与流辈相追逐则便可止，得失盖有命焉，不必数数然也”（吕祖谦《与朱侍讲元晦书》二四）；而在写给其好友刘子澄的书信中，吕祖谦亦自言其书院“相过聚学者近三百人，时文十日一作，使之不废而已。其间有志趣者亦间有之，城中相识如新当涂潘教授景宪、金华彭主簿仲刚，皆向学甚锐，朝夕过从，颇以有益”（吕祖谦《与刘衡州子澄书》二），足见其本人既不反对科举考试本身，同时亦不反对自己的亲人或学生们参加科举考试。而对于那些能够由书院求学而科举高中者，吕祖谦亦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欣喜之情，其《与学者及诸弟书》（一）中即有“李茂钦作魁，大可喜”的慨叹。此外，朱熹曾遣子就学于吕祖谦，并在给吕祖谦的信中谈及其子“令诵程文，仅能记三两句耳”，这些都足以证明这些执教于南宋各书院的学者并不反对科举考试本身。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教学实践中，这些执教于南宋各书院的学者仍然时时强调，书院学子应以“相与聚辨讲习，以存心养性，以砥节砺行”为第一要务。若要参加科举考试，亦只需取得“与流辈相追逐”的成绩即可，并未如世人那样将“金榜题名”视为成功的唯一标志。恰如吕祖谦在谈及李茂钦科举高中之时所言，此事更大的意义在于，能够使后学者意识到“为学者初不与科举相妨”的道理，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踏实求学、“日用间实下工夫”（吕祖谦《与学者及诸弟书》一）上来，力戒“看义理则汗漫而不别白，遇事接物则颓弛而少精神”（吕祖谦《与朱侍讲元晦书》一五）的浮躁习气，而非仅仅关注“高中”这一结果。
“举子文业”与书院教学
书院学者们这种通达的心态反映在书院的日常教学和诗文批评实践上，便是其在教学过程中虽以讲明学问为主，却并不排斥与“举子文业”相关的内容。如吕祖谦虽多有“科举之习，于成己成物诚无益”之论，但其《左氏博议》一书即为指导书院学子参加“课试”、“思有以佐其笔端”而作；又如宋人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曾有陈傅良“年近三十聚徒于城南茶院，其徒数百人，文名大震”的记载，陈氏讲学之所以会取得如此的“轰动效应”，主要原因亦在于其讲授内容多与“举子文业”相关。
另一个典型例证则体现在南宋书院讲学过程中常见的“策问”上。如朱熹执教白鹿洞书院时曾要求学子们从“本朝儒学最盛，自欧阳氏、王氏、苏氏，皆以其学行于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学传之学者”的实际出发，撰文论述“然王、苏本出于欧阳，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孙氏亦不相容于当时，而程氏尤不合于王与苏也。是其于孔子之道孰得孰失？岂亦无有可论者耶？”（朱熹《白鹿书堂策问》）等问题。宋代科举考试的策问本身“并非简单等同于一个或几个问题，而是拥有一定的文本形态”（方笑一《宋代科举策问形态研究》），因此，对于求学书院的广大学子而言，这种为应对将来科举考试所进行的“日常演习”最终仍需落实到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而如何引导学生梳理行文思路，把握其文体特点，亦自然成为南宋书院日常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吕祖谦、陈傅良讲授“作文之法”还是南宋各书院普遍教授的“策问”，这些内容都不是书院教学的全部内容，吕祖谦所谓“日以躬行务实之语熏灌之，不专讲程文也”（吕祖谦《答潘叔度书》二九）亦是此意。这也正是南宋书院教学与朝廷官学的差别之所在——在对待“举子文业”的问题上，朝廷官学往往着意强调，甚至将其作为唯一的教学内容；而这样的教学理念极易导致后学者将科举高中作为自己读书求学的唯一目标，最终成为只知“徒取衒鬻”“捐本学以从事于场屋无用之文”（朱熹《陈师德墓志铭》）的庸碌之徒。故朱熹在论及官学教育之弊时曾有“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朱熹《学校贡举私议》）的批判之语。书院教育则更倾向于将“举子文业”融入日常教学的点滴之中，讲学者多倾向于从具体实例出发，引导学生在夯实基础、钻研学问的基础上逐步学习揣摩诗文创作之法。
朱熹执教书院、与学生论学时，即有“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恁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鲁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九）之评，意在提示学生在学习诗文创作的过程中务必做到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切忌以追求“奇字”为取胜之道。吕祖谦执教丽泽书院，讲授“作文之法”时亦明确要求后学者以表情达意为先，正所谓“为文之妙在叙事状情，辞源浩渺，不失之冗”，同时鼓励学子们努力做到“笔健而不粗，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吕祖谦《古文关键》）。二者相较，足见这些讲学者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更注重培养书院学子学以致用的能力，促使学生于日常的切磋琢磨中逐步掌握诗文创作的路径与方法，逐步养成平正朴实学风与文风。就匡正当时学界、文坛盛行的空疏浮躁之风而论，这样的教学和批评实践无疑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在对待“举子文业”的问题上，这些活跃于南宋各书院的讲学者虽然对于“科举俗学”多有批判之辞，但从整体上仍然秉持一种较为通达的态度。就其日常的教学活动和批评实践来看，对“举子文业”等相关内容的教授是书院日常教学的一部分——在这些讲学者看来，那些有志于“致君尧舜”的书院学子们若能以勤勉的态度认真求学，循序渐进，则其在“举子文业”上的有所作为亦可与对学问的钻研和讲求两不相妨。从批评史的角度看，各书院学者们对于“举子文业”的讲授最终依旧要落实到书院学子们的诗文创作与批评实践之中，因此，在教学与批评实践中大力倡导“以平正朴实为先”，积极引导和鼓励后学者在充分学习、借鉴前辈优秀作家作品，“子细看得一般文字熟”的基础上以“叙事抒情”为先，做“平易不费力，句法浑成”（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之诗文，亦是这些书院学者普遍的教学思路。无论是对于匡正当时文坛的空疏浮泛之风，还是由此进一步实现学者们普遍坚持的“收拾人心，重建伦常”的办学理念，这一教学思路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诗学史视野中的南宋书院考论”（20XJC751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