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学者们的视线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对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探讨日益升温。其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日渐成熟，并在众多的新兴理论中脱颖而出，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女性主义翻译崭露头角

　　女性主义翻译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加拿大，90年代初兴于欧洲，90年代末盛行于西班牙。西班牙语中“feminismo”一词最早出现于阿道夫·波萨达1899年出版的《女权主义》一书。自那时起，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受到关注，改善女性的法律地位成为20世纪初讨论的热点。西班牙内战前，西班牙女性的地位一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拥有与男性同样的选举权和自由就业权。然而，佛朗哥发动军事政变掌权后，西班牙妇女的地位显著倒退，女性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属品。1975年，佛朗哥政权倒台，西班牙迎来了女性的独立与解放。自此，女性主义思想再次萌芽，平权意识由个体转化为群体的复苏，个体活动演变成了有组织性的集体运动。

　　20世纪70年代，性别问题引入学术领域，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起初，西班牙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以译介北美学者的论著为主。随着学术界的关注程度日益增加，涌现出一批新秀，如阿芙丽卡·维达尔·克拉拉蒙特、罗萨里奥·马丁·鲁阿诺、皮拉尔·戈达约尔和努里亚·布鲁福·阿尔维拉等，女性主义翻译被重新审视。如克拉拉蒙特指出女性主义和捍卫多元文化身份间的二元对立是女性主义翻译研究面临的挑战，并对这种伦理困境进行了反思；戈达约尔从批判的角度分析了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指出其潜在弊端，比如将女性作为同质群体而忽略个体差异，认为女性主义翻译应恪守语言、性别和文化之间的边界，在作者的声音和译者的意图间寻求平衡，创造多重话语特征的混合性文本。

　　发展源动力不足

　　21世纪初，西班牙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使女性译者现身。经过多年的发展，焦点转向个案研究，主要探讨女性文学作品的翻译、女性译者的主体性以及如何通过翻译技巧使某部文学作品显现出译者的性别特征等问题，有关性别身份的讨论一度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

　　尽管如此，女性主义翻译发展到后期，却面临着昙花一现的尴尬。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多数研究忽略文化差异，一味跟风国际主流观点，鲜少出现新主张。一些学者甚至罔顾现实，生搬硬套北美学者的见解，导致女性主义这一文化范式在西班牙出现水土不服的窘境。同时，由于后殖民等理论的兴起，欧洲的翻译研究快速转向，文化、民族或种族研究取代了女性主义，一些有影响力的成果被归入其他范畴，导致女性主义翻译的发展源动力不足。这一点在一些高校的翻译教材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这些教材中，女性主义被看作某个特定时期的产物，所占篇幅甚少，强调译者为了突出自身的存在，往往会对原文进行重写，女性对翻译学的贡献更是被忽视，例如玛丽亚·雷哈拉加、卡门·德布尔戈斯、克拉拉·坎波阿莫尔、贝伦·萨拉加、莉迪娅·法尔孔、罗莎·蒙特罗等，她们的思想代表了西班牙女性主义从启蒙运动到当代的多种趋势，但其作品中的自我反思、探讨以及对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与解构却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

　　女性主义翻译在西班牙遭到的冷遇，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性别研究被视为语言学、比较文学或文学理论的传统范畴，而非翻译学的领域，翻译学常被认为隶属于语言文学，处于次要地位，翻译中的性别问题更是等而下之；二是女性主义流派众多，但观点颇为激进，往往受到外界因素的左右。很多学者认为这恰好说明它尚处于试验阶段，对翻译学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创建研究新思路

　　近些年来，翻译研究开始脱离传统性别二分法思维模式，采用另一种研究思路，即突破生理性别的限制，从后结构主义视角对待译者的性别身份。这一新思路突破了原来以凸显女性身份为目的的研究思路，拓宽了翻译研究范畴。在这一视角下，女性主义翻译被重新定义为性别与翻译研究。此外，随着一种与国际女性主义不同的新概念，即“跨国女性主义”的提出和相关理论的发展，一些西方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该视角下的女性主义翻译，以及跨国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翻译的关系，突出了翻译在新框架下的角色和作用。

　　女性主义翻译作为“舶来品”，输入到西班牙翻译界的时间虽不长，却拥有独特的形成起点和发展过程，即便遭遇过“冷场”，却还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特色，让女性的身影在各类文体中得以体现，其嬗变路径为“拿来主义—遭遇瓶颈—由盛转衰—焕发新生”。对这一演变过程的系统梳理可使我国学者了解女性主义在欧洲的发展，为我国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