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与地方发展
2020年09月29日 09:3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9日第2021期 作者:

  近年来,地方发展积极向高质量转型。地方经济增长、社会治理、人才培养等领域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提高学科体系建设、学术成果转化、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水平,地方发展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之间形成了彼此增进、良性互动的关系。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地方发展的三重逻辑

  于毓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地方区域规划发展、应用型人才培养、文化传播、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显性的作用。

  高校服务地方发展有高校主导、地方主导、产学研结合三种模式,但无论采用何种模式,高校与地方融合发展,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合作动力、协同行为、效能产出三个方面,亦即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地方发展的三重逻辑。

  动力逻辑:以地方高质量发展为导向进行供给侧改革。高校与地方的服务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合作关系。社会合作关系的形成,取决于社会关系之中主体的主观动力和供需互补。主观动力,是处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产业链条上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高校等主体愿意产生彼此合作行为的动机。合作动机除了受各个主体之间的情感性关系影响外,更多地依赖于产业链条上主体间资源的互补性。换而言之,校地融合发展的动力是由彼此服务和产品的需求与供给关系决定的。从动力逻辑展开,首先应梳理各个主体在合作关系中的利益需求。地方政府的需求点集中于地方发展规划、人力资源(尤其是高层次人才)有效供给、持续的科技和产业创新升级、地方文化传统的挖掘和传播、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企业和社会组织的需求主要是技术革新、人力资源和管理咨询。高校在开放办学的体制下,则需要地方政府和社会提供经费、资源、师资、政策、文化等全方面的支持。其次,以供给侧改革推进高校社会服务机制和能力的现代化。多元主体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的可供给内容和供给能力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从办学定位上看,研究型、研究教学型的高校,应充分优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和专业结构,紧扣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发挥自身学科优势,做好相关学术问题研究,进行地方和企业治理决策咨询,培养和供给高层次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教学型、应用型的高校,应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人才的需求,对人才培养的理念、内容、模式进行系统化改革,建立校地、校企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人力资源的供给质量。

  行动逻辑:构建校地融合、多元共建的协同发展机制。在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链条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城乡居民等主体及其与高校之间的关系,构成高校社会服务的基本生态。在此生态中,建立有效运行、高效产出的多元主体集体行动体制决定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水平。首先,建立地方政府与高校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地方政府和高校之间的协同机制,是整个校地融合、多元共建的集体行动体制中的核心,对高校与其他主体间的协同行动机制有着示范效应。近些年,深圳、苏州等地方政府大力引入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名城名校融合发展的模式。两地政府为高校的内涵式发展在经费、土地、资源和政策等方面进行大力支持,高校则在地方发展规划、治理创新、人才供给、文化传承等方面提供了全方面的服务。其次,确立高校与企业、社会组织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借鉴自然科学产学研一体化模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可为文化创意、管理咨询、金融服务、社会治理等行业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决策咨询,探索专利转让、成果转化、联合创业等多种协同创新模式。这种协同创新模式,既能为高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提供载体、经费资源,又能够直接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和治理能力创新。最后,强化高校新型智库社会服务载体建设。自2015年中央出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系列支持措施以来,各类高校智库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立。但由于体制机制不顺、发展理念不清晰等问题,高校智库建设存在着数量多、质量参差不齐的困境。高校智库应该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优势,以市场化的机制为各类主体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解决困境问题,则需要高校从智库管理体制机制上进行系统性改革创新。

  效能逻辑:完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机制。校地协同行动的动力来自于主体间的供需关系,协同行动的稳定性、持续性则需要高校社会服务成果的高效能保证。在此意义上,应通过完善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成果评价机制来引导高校和各合作主体间的合作行为。首先,确立应用性为主的成果评价理念。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输出,要区分学术“象牙塔”的基础性研究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重大命题的应用研究,应着眼于“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基本立场,在决策咨询、人才培养、文化传播等方面积极作为。其次,建立类型化的成果评价体系。基于需求和供给内容的差异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地方的成果有决策咨询、人力资源、产学研转化、文化传播等类型,不同类型的评价主体、评价指标、评价周期应有所区别。如决策咨询应以是否解决地方和企业发展中的问题为标准,评价主体应是合作协议的委托方;人才培养则以高校毕业生的知识结构、职业能力等为指标,由雇主和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进行评价,评价周期也应有短期和长期之分。最后,加强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地方发展制度机制的绩效评价。除了对成果产出进行评价外,更要注重对服务行动机制的规范性、稳定性、有效性等进行评估。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2019SJZDA08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东吴智库)

  大历史、大文科、大数据:社会科学体系新视角

  郭才正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勇担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使命,既要充分吸收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成就和智慧,也要发挥中国特长、特色、特效,以“大历史”“大文科”“大数据”等理念为抓手,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上取得实质突破。

  “大历史”(big history)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新领域,最早由大卫·克里斯蒂安提出。它依据顺序对时间(至少长达137亿年)和万物做出叙述,并且使用了大量最新的跨学科的知识:从宇宙学、地质学、生物学到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历史学的知识。大历史以其超越历史学本身范畴、贯通所有学科相关知识的强大融合能力,为知识的聚集和创新创造了条件。大历史知识理应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一部分,将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的自然科学知识融合起来。

  大历史以一种更客观、更加中立的方式看待人类和知识,尝试着将过去视为一个整体,努力对过去做出统一叙述,并且强调了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它为哲学社会科学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模式,拓宽了研究的时空范围,站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时间角度上,站在地域、世界与人类的空间角度上,以更宽广的视角看待和研究问题。这些客观、联系、跨学科、对比、预测的方法,正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需要坚持和传承的历史的特色、地域的特色。

  建设大文科就是通过有效整合学术资源、社会资源,不断提升学术创新能力,坚持走协同创新的发展道路,通过积极推进学科交融、文理互动,着力开辟新的学术增长点。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发布“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版本,就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文科学科体系的再完善进行指导。高等学校方兴未艾的学部制和书院制建设,就是对“大文科”学科体系进行设计和完善的实践。学部制和书院制均旨在建立一个跨学科、开放式的平台,通过学科整合、综合治理、培养通识人才等为“双一流”建设提供支撑。

  “新文科”是指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技术融合,即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诸如此类的课程中。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新文科的定位是要让文科在研究中国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发声,形成中国学派;同时强调关注最新的科技发展,采用跨学科思维,让文科的研究跟上时代的步伐。推动新文科建设:首先是将人文科学内部打通,真正做到文史哲不分家;其次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打通;再次是真正拥抱和融入新技术,将新技术前景和技术趋势纳入文科体系之中。

  大文科的建设,不是纯粹地追求大而全、多而新,不是简单的交叉、合并和融合,而是在传承、借鉴、吸收、重构、创新基础上的高质量发展,通过资源的整合、结构的融合,建设好“社科强校”“社科强省”,进而建设好一个“社科强国”。大文科建设,需要统筹好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的建设,最大力度地挖掘重点学科、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冷门学科的标志性成就,在交叉融合中传承特色、集中优势,建设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学科和学科群,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整体的繁荣和强盛。

  大数据在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上的运用已日渐成熟。以社会治理为例,大数据的运用使社会治理更精准、更具前瞻性,推动了社会治理决策科学化和治理方式精细化,达到更优质、更关注细节和更加人性化的治理效果,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自贸区建设等理论、模式和研究,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话语体系,并在全球产生重要影响,积极影响着全球治理格局。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较早开始使用大数据建设科学引文索引,SCI及其相继建设的SSCI、A&HCI牢牢占据了科学研究评价的主流话语权,虽然我们要科学、辩证地看待它们的作用,但是其以大数据为资源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有些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也建设了自己的大数据研究平台,并将大数据资源运用到科学研究、商业管理、政府决策中去。有的国内智库研究评价机构,以大数据来分析、研究、评价和创新智库研究,发布智库排行、智库数据库、智库分析报告等数据文本。这些实践和探索逐渐产生了全球影响,形成了特色话语体系。

  首先,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方法的运用,使得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可能;其次,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推荐,使得知识的传播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再次,全时段、全媒体的运用,使得学术交流和传播取消了时空上的限制,传播力更强。话语权和影响力也正是在这样不断传播、评价、反馈的过程中强化的。我国的学者、学术界要拥抱大数据,积极发声、产出成果、广泛传播,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走向世界贡献力量。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2019SJZDA088)、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大数据背景下的大学治理与创新”(2018SJA13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东吴智库)

  建立地方高校社科成果转化的三螺旋模式

  吴新星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以来,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咨询、人才培养、文化传播等社会服务,在高校哲学社会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开展了有益探索。

  相对于自然科学成果对地区经济产业发展直接的促进作用,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成果转化的主观认知、转化机制、成果评价等方面还存在多重困境。首先,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科研定位仍有一定的封闭性。相对而言,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学科研究者对研究成果转化的接纳度和重视度较高,而文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对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存在偏差。其次,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局限于学术性、创新性,对成果的应用性价值体现度不够。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存在“唯项目”“唯论文”“唯奖项”等问题,对成果应用性价值的评价有时局限于政府部门采纳和领导批示方面。评价指标的单一化、片面化,容易造成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闭门造车的研究状态和“投机取巧”的转化思维。最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机制缺乏。现有转化机制,主要是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以横向项目形式,委托高校智库和高校研究人员开展决策咨询或专项研究。这种高校研究者或高校智库生产知识、委托方应用知识的线性转化机制,呈现出碎片化、随机性的弊端,缺乏整体性、规范性,研究成果往往存在数量多、质量差、转化率低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美国知识管理学界提出“大学—产业—政府”的三螺旋模型理论,用以阐述创新主体间相互作用、持续创新的动力机制等问题。该理论被迅速用于指导自然科学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构建实践,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大学、产业、政府三个螺旋间彼此相互支撑又不存在依附,各自保持自身的内核区和外场域边界范围,需求、技术、产品等要素在三个螺旋之间流通和相互作用。自然科学技术创新的载体、平台、团队基础较好,而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主要靠研究者“单打独斗”式的研究,团队、平台和组织载体的缺失影响了成果转化效能。2015年后,在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和资源支持下,地方高校强化了高校智库的组织化、载体化、制度化建设。高校新型智库已成为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内容集中于决策咨询、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播三个方面,在成果转化过程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是高校社会服务的对象。其中,地方党委政府是高校社会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地方高质量发展规划的决策者。由此,高校、高校智库、政府等服务对象构成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三螺旋模式的三大主体。

  三螺旋模式是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理想模式。区别于强政府模式、弱智库模式、三分离模式、线性化合作的社会服务模式,三螺旋模式下的地方高校、高校新型智库和政府、企业等服务对象,三者边界互有交叉、重叠共生,但相互不可替代,依靠各自的内生动力和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地方高质量发展。地方高校坚守学术研究规律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系统研究,做好人才培养工作,为地方文脉和高质量发展建立厚实基础;通过管理体制的改革,做好新型智库的建设和管理,完善资源投入和收益分配的制度。高校智库则集中整合资源,以市场化的机制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以服务收益反哺高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服务对象,借助地方高校和高校新型智库的社会服务,不断扩大发展规模,提高发展的质量。

  构建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三螺旋模式,可从主体、机制、效能三个层面重点推进。首先,主体层面的焦点是高校新型智库的建设问题。高校新型智库的发展定位要紧贴区域性高质量发展需求和自身学科优势,突破现有体制框架建立实体机构,做好智库运营和研究团队的建设规划,确立专兼职研究结合、专业研究和交叉研究相结合、长期研究和应急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模式。其次,建立需求整合、市场交易、利益共享的成果转化机制。借鉴科技创新交易机制,改变目前碎片化合作研究成果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由地方政府率先建立决策咨询服务需求汇总、招标采购机制,继而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行业性、专业化的决策咨询服务交易市场机制。如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决策咨询服务,可以统一发包招标,接纳各类型的高校和新型智库开放竞标,通过招标条件、程序的高标准确保最终成果的质量;近两年各地的特色小镇的建设规划和运营管理,也可以建立行业性的市场交易机制。成果转化的市场机制,可以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竞争氛围,成果转化的经济性、政治性、社会性价值,可以激发高校研究者和新型智库开展应用研究的动力,形成不断提升科研质量的自觉性。最后,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应用性研究成果转化的效能。成果转化效能除受主体、机制的影响外,还取决于效能考核体系的目标导向。“研究质量+研究环境+研究声誉”和 “政府评价+同行评议+引文计量+社会评价”等成果评价制度经验值得借鉴。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2019SJZDA08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东吴智库)

  发挥高校人才引擎作用

  尹飞

  高质量人才成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高等学校将增扩人类知识和培养科学工作者作为主要任务,是知识集散地和创造源。专家教授、创新人才以知识为纽带汇聚到高校,一同追求知识、创造知识、传播知识,为保持国家文化独立、驱动社会文明进化、引领人民智慧进步提供高质量人才资源。因此,作为前沿领军人才、高水平创新人才、高质量从业者的吸收、培养、输出载体,高校在地方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人才引擎”作用。

  第一,依托高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地方产业人才补给需求,完善校地联动人才供给机制。高校持续稳定地吸收着大批优质生源,相应地,在校生源可以为地方转化成为一定比例、相当规模的高素质劳动者。高校毕业生是一支战斗力十分强劲的就业生力军,极为高效地充实着地方就业市场。校地联动人才供给机制就是从高校应届毕业生入手,通过特色培养、联动就业、地方保障等措施的有机配合,由高校有针对性地向地方输出高素质毕业生,为地方产业创新发展提供稳定的高素质人才补给资源。

  地方经济发展往往具有十分显著的“地方特色”,对于人才的专业要求也十分明确,以往“大而全”的综合性大学的招生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发展需求。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应根据自身特点,及时接轨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强化“大类招生、分类培养”,突出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的“地方特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高校应发挥就业指导优势,加强“联动就业”相关引导,将就业引导嵌入人才培养过程,进一步强化学生本地就业的择业意愿。不同于1996年以前大学生的“毕业分配”,此处强调的“联动就业、对口供给”仍然是从学生“自主择业”出发,将职场体验、行业要求提前纳入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来。例如,聘请企业高级工程师、分析师、培训师等人才参与教学和科研等,为学生提供一种“先导性”的职业体验,从而强化学生的职场认知和行业认同。未来城市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作为联动就业机制中的落地环节,地方政府应在户籍、保险、住房等一系列的人才接纳政策上进行有针对性的优化,为本地高校毕业生提供有温度、有归属感的公共服务。

  第二,依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面向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需求,完善决策咨询服务机制。高校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高地,也是思想文化的策源地,不仅具备较为完善的哲社研究体系,而且在咨政建言、服务决策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决策咨询服务机制就是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入手,充分发挥高校哲社研究人才智囊团作用,通过合理配置人才资源、完善建设智库平台、加强人才交流共享等措施的有机配合,为推进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资源。

  高校应深刻理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策部署的内涵与要求,凝练研究方向,合理配置人才资源,做好“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同时,高校应面向重大研究课题,视情况遴选优秀团队,为高校智库的建设与提升提供优秀的人才资源。高校智库与地方政府必须提高协同开放程度,充分发挥高校智库的人才优势和地方政府的政策优势,加强协同合作、协同攻坚。地方政府应优化决策咨询服务采购机制,定期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应课题解决方案。高校智库应主动对接地方政府决策咨询服务需求,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积极性,及时组织相应课题的攻关与政策建议的报送。此外,地方政府应考虑适当开放校地人才交流渠道,酌情引进高校人才,参与到政策制定与执行工作中去;高校可酌情选派优秀研究人才到地方政府、社会基层挂职锻炼;以此打造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勇于开拓创新的科研决策能力俱佳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第三,依托高校基础研究、科技转化体系,面向地方产业创新和前沿攻关需求,完善校地联动科技攻关机制。高校是基础研究、科技转化重镇,具备十分完善的研发平台和多样的研究团队。校地联动科技攻关机制就是从高校科技研究人才入手,激发科技研究核心动能,通过强化大学科技园建设、深入开展科技项目合作等措施,为科技攻关、技术转化提供坚实的科技人才力量。

  高校应进一步完善科技园建设,形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成果对接、产业应用”全链条发展体系,为高校科技人才充分服务地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提供完备的平台保障。通过共建创业基地、工作室(坊)、研发中心、实验室等途径,校地双方深入开展科技项目合作,将高校科研人才资源与地方产业创新需求进行紧密结合,一方面激发高校科研人才的科技创新力,另一方面切实增强地方科技创新型产业的科技竞争力。

  校地双方应以“双一流”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契机,互相支持、良性互动、有效沟通,共同探索并建立切实有效的运行机制,为“人才引擎”注入强劲催化剂,使校地双方在人才供给、人才转化、人才共享上实现共赢。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2019SJZDA088)、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高考政策背景下高校创新人才选拔机制研究”(2019SJA12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东吴智库)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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