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作为大自然的组成部分，难免受到各种自然病疫的侵扰。中外历史上都出现过形形色色的疫情，有的是地方性的，有的是全球性的。人类在抗击疫情的历程中，一方面不断加深对自然的认识，进而发明了越来越多的药物；另一方面也不断加深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通过创设各种制度提高防控疾疫的能力。在全球致力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从学术角度撰写文章，讨论中外历史上的疫情及其防控举措，冀供资鉴。
明清时期的鼠疫防治及时人认知
童杰
明清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病疫频发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病疫包括鼠疫、天花、霍乱、疟疾、麻疹、伤寒、水痘、痢疾、烂喉痧、白喉等，其中尤以鼠疫、天花、霍乱的传染性最强。这些病疫暴发后不仅波及地域广阔，而且持续时间长久，给广大民众造成深重的苦难。
晚明时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人丁滋孽，传统的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社会风气明显改变，早期人文主义思潮氤氲萌生，是一个充满无限多样性的时代。然而，万历、崇祯时期的两次持续性鼠疫，严重阻碍了晚明社会经济的转型。1579—1588年持续性的鼠疫最初在山西流行，不久迅速蔓延至京师、山东、河南，进而延及南直隶、浙江、江西等地。1633—1644年间的鼠疫更是扩散到全国，加上气候异常引发各地灾荒与农民起义以及女真的崛起，各种因素交织，造成哀鸿遍野、生灵涂炭。当时在南方地区流行的腺鼠疫，潜伏期2—8日，病状为急起寒战、高热、头痛、全身疼痛、偶有呕吐，起初淋巴肿大，继而淋巴结化脓、破溃。病人3—5日内因心力衰竭、继发败血症或肺炎而死，病死率在30%—70%。北方地区流行的肺鼠疫伤害程度更剧，潜伏期为数小时至3日，急起高热，伴有全身中毒症状，数小时后出现剧烈疼痛、咳嗽、咳痰，且含有大量泡沫血痰。救治不及时，3日内心力衰竭、休克而亡，病死率高达90%以上。面对汹汹疫情，明朝官方在各地设立的医学机构及惠民药局无力应对危局，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致死率极高的鼠疫超出了当时医疗与救治的能力；其二，传染性极强的鼠疫迅速扩散，医学机构的医生人数及惠民药局储备的药物不足以为大量被感染的人群提供救治。
针对传染性病疫采取隔离措施，很早就有记载。据《晋书·王彪之传》记载：“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于此可见，早在东晋之前，朝廷就采取隔离措施来防控病疫的扩散，并立下定则。两宋时期，官府在各地设立大量的病坊来防治病疫，起到医疗与隔离的作用。然而，对于鼠疫的迅速扩散，明代官府在救治上乏力，亦未曾采取隔离措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一定程度上，当时地方社会上的士绅填补了官府救治病疫的缺位。他们领导地方民众筹建药局、聘请医生、为病人发放医疗物品及组织人员掩埋病死者的尸体等，对病疫的救治与防控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来自民间的医生也是当时救治病疫的主力。崇祯十五年（1642），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传染病学家吴又可完成了《瘟疫论》一书，《清史稿·列传》评价“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在吴又可撰写《瘟疫论》之际，他的家乡吴江县暴发了大疫，《吴江志》记载当地的惨状：“阖门相枕藉，死无遗类者。”当时，不少医生遵循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理论，按伤寒症对患者施治，因诊断失当，反而加剧了患者的病情。吴又可痛心地指出，“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
吴又可结合自己的诊疗经验与深入的观察，系统地批驳了流行千年的“时气说”“瘴气说”及“伏邪说”。《瘟疫论·原病》指出：“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寒而反大温，得非时之气，长幼之病相似以为疫……余论则不然。夫寒热温凉，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秋热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他认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进而辨析此种异气传播途径为“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以“异气”这一朦胧模糊的概念指代现代医学认识上的病原体，并揭示了病疫传染的两种方式，即空气传染与接触传染。基于上述认识，吴氏构筑了以“戾气说”为核心的瘟病学，对清代“瘟病学派”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吴又可《瘟疫论》敏锐地发现了传染性病疫与普通伤寒症的区别，并揭示了病疫传染的两种途径——空气传染与接触传染。然而，吴氏归结病疫的源头为“戾气”，同传染病病原体的认知之间可谓存在鸿沟。因此，在肯定吴又可瘟病学说在传统医学上取得突破的同时，不宜过分拔高。
在清朝末年，东北曾暴发严重的鼠疫。这场鼠疫发生在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之间，这种可怕的鼠疫最初由满洲里向东三省迅速扩散，并蔓延到当时天津、直隶、山东、河南各省，短短半年间，6万余人丧生，是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这场鼠疫属于肺鼠疫，来势异常凶猛，在外务部大臣施肇基的力荐下，1910年12月，清政府指派31岁的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处理鼠疫救治工作。伍连德于1896年留学剑桥大学学医，于190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其间接受了良好的西医学训练，精通细菌学、流行病学以及公共卫生学。1907年4月，伍连德接受袁世凯的聘请，出任天津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清末东北鼠疫因为用人得宜，各方力量配合默契，在防疫工作上由伍连德统一指挥与部署，官方组织人力采取了查验、隔离、医药、埋葬、焚烧、堵截、消毒、卫生等一系列举措，最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1911年4月3日，清政府出资10万两白银召开万国鼠疫大会（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会议邀请了中、英、美、德、法、俄、奥、意、荷、日、印、墨等12国130位学者参会。伍连德出任大会会长，并介绍其在东北防治鼠疫的经验。这次会议持续了26天，最后形成了《1911年国际鼠疫会议报告》，与会各国学者达成了一些关于防治鼠疫的共识。如东北鼠疫的传染源为旱獭，人群集聚、迁移以及不卫生的居住条件是疫情暴发的重要因素，铁路与轮船等交通运输导致鼠疫远距离流行，隔离和管制交通的方法至关重要，个人预防以戴口罩为主，疫病消毒非常重要，应对死者的尸体予以火葬等。《1911年国际鼠疫会议报告》的结论与成果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准，也为我国现代国家公共卫生和防疫机制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认知及理论基础。1935年，伍连德因为控制肺鼠疫传播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候选人提名，其控制鼠疫采取的思路和措施，至今仍被沿用。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
1940年宁波鼠疫应对措施管窥
唐燮军
1940年10月，宁波开明街一带由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引起突发性传染病，从10月29日出现疫情到12月2日为止，共计109人病故，历时35天，大抵可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0月29日至11月2日晚，是为初发期。在这5天内，有多达19人接连病死，因而引起全城恐慌。11月1日，应县东镇镇长毛稼笙之请到现场查诊的鄞县中心医院院长张方庆，根据所见症状和临床经验，开始怀疑病原乃鼠疫，而非传说中的恶性疟疾。各种压力遂蜂拥而至，次日，鄞县县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设置并封锁疫区，抗疫运动也由此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从11月2日晚至16日，是为隔离期。在此期间，一方面通过鄞县中心医院医师孙金鉐的血液检查、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的科学实验，至11月4日，最终确认病原为鼠疫；另一方面，鄞县县政府也迅速摆脱此前的张皇失措，从2日晚开始，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其一是2日晚，将东大路以南、开明巷以北、开明街以东、北太平巷以西大约5000平方米的地块，划为疫区并加以封锁、整治：先拦草绳、撒石灰作为临时封锁线，尔后砌实叠砖墙，沿着疫区周围筑起一堵比平屋略高的隔离墙；开挖三尺宽、四尺深的隔离沟并撒上石灰；掘毁或堵塞人行道下的地下水沟和各户的排水瓦筒。这三项措施，主要用于预防疫鼠、疫蚤外窜。
其二，为防止疫源外泄，一支由30人组成的消毒队11月3日受命进入疫区，进行全面消毒：用白纸粘封沿街壁缝，沿途浇洒石灰水；封闭店屋后，先用硫磺蒸12小时，然后撬开天花板、地板，浇入石灰水；彻底清除死鼠等秽物，捕杀疫区内的所有狗、猫等家畜，以免传播疫菌。
其三，设立三处隔离病房。其中设在疫区内同顺提庄的甲部，专收已被确认染疫的居民。其他疫区居民全部迁居设在开明街永耀电力公司营业处的乙部，进行为期一周的封闭观察，然后经诊断凡有疑似染疫者，即由乙部转入设在开明巷内的丙部。其不治身亡者，则被集中埋葬在宁波市西南郊的老龙湾（今宁波市火车站附近）。
其四，先后成立“扑灭鼠疫临时办事处”“鄞县防疫处”等机构，强化对防疫工作的直接领导和现场处置。尤其是“鄞县防疫处”，既下设防治组、工务组、总务组、警备组各司其职，又由县长俞济民、秘书长章鸿宾亲自兼任正、副处长，因而提高了效率，在短短24天内（11月6—29日）就召开了20次防疫会议。
其五，鄞县县政府不但允许宁波《时事公报》设置“防疫专辑”以跟进报道，而且经常通过《时事公报》发布各种禁令或建议民众积极防范。例如：“接近病人的家属，须将全身衣服脱下，剃光头发、沐浴清洁后，更换另备衣服，并离开疫区。”
然而，由于对疫区的封锁迟缓了4天，有不少疫区居民基于种种考虑而潜逃在外，且有16名潜逃者在11月3—10日间病死于慈溪、奉化、象山等地（不包括11月2日病死的4人），这就极大地增加了防疫的难度。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势，鄞县县政府多管齐下，一则责令商店停业、学校停课、公共娱乐场所停演，同时要求旅店拒收疫区来客。二则在《时事公报》发布公告，敦劝民众“一经发现疫区居民潜逃在外者，无论已在发病或尚未发病”，均需立即“电告”政府或医疗机构，即便是亲友，也必须“一律拒绝收容”。三则在警备组下设“搜查队”，挨户检核，在11月5—11日间发现并追回潜逃者共计36人，同时派遣消毒队员远赴慈溪、奉化、象山等县，对外逃者曾经停留的95个落脚点或死亡处（城区83个、乡村12个）进行严格消毒，必要时加以烧毁。四则组织预防注射队，对疫区周围的居民和机关团体进行预防性注射，仅有据可查者，就有多达23343人次被注射鼠疫菌苗。
由于采取上述举措，在这半个月中，虽然染疫病死者多达81人，占全部染疫病死者的74.3%，但自11月16日起，疫情明显开始趋于稳定、缓和，从而过渡到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从11月17日至12月2日，是为稳定期。在这16天内，虽仍有9人染疫病死，但死亡人数明显下降，且鼠疫已不再蔓延。其实，对于前一阶段官方的防疫举措，民间不无异议，有人“甚至怀疑为非鼠疫者”。鄞县县政府在这一阶段的工作重心，从抗疫转移到善后。具体而言，善后工作又可细分为两类。一是像张方庆《鄞县鼠疫近况与未来之预防》那样，通过列数据、摆事实，强调以前流行鼠疫的严重性和危险度，借以平息物议。二是决定焚毁疫区内的所有137间房屋，并在11月29日晚19—23点间将之尽付一炬，以期根除鼠疫隐患，巩固业已取得的抗疫成果。
事实上，这场疫情不但可细分为三个阶段，而且具有四大特征。一是染疫者所感染的鼠疫类型基本上是由疫蚤传染的腺鼠疫，少许为败血鼠疫。二是在109名染疫病死者中，除华美医院勤工徐安林外，感染地点都是在疫区内，而且108人中有103人受感染于封锁疫区之前。三是发病率高、传染性强，“几乎毗连之家，无一能幸免者，且发病皆在10月30日至11月10日之十日间”。四是除陈和尚、钱贵法两人幸存外，其余患者全部死亡，死亡率高达98.2%。
1940年宁波鼠疫所呈现的这四个特征，连同鼠疫传播的三个阶段的情况，以及当时鄞县县政府所推行的抗疫救治工作，均成为相关疫情研究与防治的重要史料。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
传染病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命运
周莉萍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美洲大陆自成体系，只有印第安人居住在广袤的原野中，人口有限，居住分散，疾病不易传染，疾病造成的损害也有限。16世纪以后，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旧大陆居民纷至沓来，定居点不断增多，人员聚集，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各种传染病交替暴发，严重影响了原住民印第安人的生活，他们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6世纪之前，印第安人中主要的传染病是梅毒，16世纪之后，天花、黑死病、水痘、霍乱、白喉、疟疾、麻疹、猩红热、伤寒、肺结核以及百日咳等传染病开始在美洲大地肆虐，印第安人亦未能幸免，其中影响最大的传染病是天花。天花是一种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在种痘技术发明之前，天花无药可治，死亡或康复取决于患者的自身免疫力。北美地区最早关于天花暴发的记载发生于1518年，因患病者会在脸上留下明显的疤痕，拉科塔（Lakota）印第安人称其为“持久的面部疾病”。之后有很多文献记载了天花在印第安人部落中暴发的情况。1762年8月，一位名为汤姆·哈钦斯的殖民者被派遣到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堡调查当地印第安人的情况，被告知当地因天花流行而处境悲惨，部落成员大量染病，病死者众多。1763年至1764年，天花在当地部落肖尼人（Shawnee）和特拉华人（Delaware）中流行，很多人因此丧生。18、19世纪北美印第安部落天花频发，成为印第安人最大的杀手。调查显示，仅仅18世纪70年代期间，至少有30%的西海岸印第安人死于天花。1780年，天花在密苏里河流域的印第安人中大流行，其中曼丹人（Mandan）、希达塔人（Hidatsa）与阿里卡拉人（Arikara）在这次瘟疫中死亡约13000人，死亡率达68%。1837—1838年，密苏里河流域和西北部沿海地区天花肆虐，大量印第安人因此丧生。
除了天花之外，其他传染病也在印第安部落之间频繁暴发。有学者统计，从16 世纪初到20世纪初约400年时间里，北美印第安人中暴发了93次传染性疾病。传染病的频发，导致印第安人人口锐减，每个部落平均减少25%—50%的人口，有些较小的部落甚至因为传染病的传播而灭绝。1700年，美国东南沿海地区只剩下不到5000名原住民。佛罗里达一地，1520年有70万土著人，但到1700年只剩下2000名左右。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戴维·B.戴维斯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种族灭绝”，“苦难最糟糕的地方……是由于细菌”。传染病巨大的杀伤力，使印第安人社会陷入深深的恐惧和绝望之中。
传染病之所以对北美印第安人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既与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有关，也与他们独特的社会文化和宗教习俗密切相关。当时印第安人部落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狩猎和耕种是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居住环境卫生条件较差，一旦有传染病暴发，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印第安人一般都居住在棚屋或牛皮制作的帐篷中，周边堆满生活垃圾。而且印第安人很重视亲情，每当有人得病，总是有很多亲友前去探望，人群聚集，且近距离与患者接触，使天花等传染病迅速传播。宗教信仰也导致印第安人对传染病的认知和处置方法不当。他们认为生病是由于身体没有得到神灵的保护，因此相信通过举行宗教仪式就可以驱邪，使身体恢复健康。这种对疾病的无知阻碍了他们对传染病患者的医治，也加剧了传染病的传播。
传染病来势汹汹，部分印第安人绝望之下自杀，也有一些印第安人逃离疾病流行区域。但更多的印第安人依托部落资源，奋起自救，主要的措施有自觉隔离疫区、参加宗教仪式等，也注意借鉴成功的治疗经验。部分经常外出的印第安人，当听说有传染病暴发，会自觉隔离，不返回居住的村庄，以免把传染病带给村庄居民。18世纪以后，很多印第安部落首领和宗教领袖会关注传染病的相关传闻，拒绝到被怀疑或确定有传染病的区域旅行。举行宗教仪式也是印第安人应对传染病的重要方式，他们会在传染病暴发时举行献祭仪式抚慰神灵。但随着传染病的频繁暴发，印第安人对传染病的了解不断深入，也更多地了解和学习疾病知识和治疗方法。他们了解到，会因食用某种食品、空气不洁而致病，疾病会传播、可传染，到19世纪中期，这些观念在印第安人中间已经广为接受。他们也从西方贸易商和传教士那里，学习到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隔离。19世纪后，随着美国医疗技术的进步，应对传染病的举措不断进步，1832年，美国联邦政府为印第安人实施种痘计划，大大缓解了天花对印第安人的侵害。
传染病的频繁暴发，使近代北美印第安人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之下，严重影响了印第安人的生活和生存，也动摇了印第安人的信仰和文化。传染病不仅导致印第安人青壮年人口大量死亡，使部落的狩猎、耕种等经济活动难以为继，影响部落的生存，也导致部落人口因营养不良而免疫力下降，更难抵御传染病的侵袭。天花会导致失明和脸上布满疤痕，使向来珍视外表的印第安人无法忍受，甚至有人因此自杀。更严重的是，传染病导致大量年长者死亡，使部落传统文化知识无法传承，导致了部落的全面衰亡。有学者指出：“疾病在人口史上的作用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天花摧毁美国印第安人，不仅在于经常灭绝整个村落和部落的印第安人，而且在于传播恐惧，瓦解道德伦理，以及使土著文化解体。”
传染病不仅改变了北美印第安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传染病是人类的天敌，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如影随形，远至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的瘟疫、14世纪中期欧洲的黑死病、近代印第安人的天花以及1918年大流感，近至21世纪的SARS、埃博拉病毒以及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传染病从来未曾远离人类，多次伺机而动，造成巨大的损害，将来传染病也不会绝迹，如何应对传染病对人类的影响，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