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言：“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这一话语诠释了音乐对塑造国民意识的重要价值。1931—1945年的抗战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局下，担负着“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成为伴随抗战始终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所谓抗战歌曲主要指抗战时期涌现出的以“抗日”为主题的音乐作品。抗战歌曲与局势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控诉与觉醒、宣传与动员、歌颂与期望。这些主题密切相连，既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又呈现出各自阶段性的侧重点。

　　控诉与觉醒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民族蒙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纵不能到前线杀敌，也当在后方呐喊”，爱国主义思潮迅速传播开来，影响各界。“音乐救国”的风气由此形成。爱国音乐家长歌当哭，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创作出系列歌曲。九一八事变后，黄自创作的《抗日歌》、何安东创作的《奋起救国》等最早的抗日歌曲出现。随后，抗战歌曲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繁盛起来并持续发展，在这一阶段中，抗日歌曲主要承担了两个使命：控诉与觉醒。

　　用歌曲表达“我们衔着最大的仇恨”，表达对日寇的愤怒，成为鲜明的主题，如田汉在《忆聂耳》中所述：“聂耳的伟大是他通过音乐语言表现了中国人民对民族敌人无比的愤怒。”《松花江上》通过“故乡”“爹娘”等诉说故事般的叙述语言，描绘出东北沦陷后人民背井离乡的凄惨画卷。《国耻纪念歌》以铿锵有力的节奏，直诉民众内心对日寇的无比愤慨，“飞机炸弹扔，无辜民众遭屠杀，血染遍地红”。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时，激发受苦群众“知耻而后勇”的觉醒与反抗意识。《抗敌歌》唱道：“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永久抗敌将仇报！”《旗正飘飘》慷慨高昂：“奋起团结，旗正飘飘！”《毕业歌》旋律铿锵、义愤填膺：“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1935年，日寇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此时，抗战歌曲也朝着规模化、集体化、与群众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民众歌咏会、抗日救亡业余合唱团、歌曲作者协会等系列组织性协会迅速成立，“各种类型的歌咏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广泛建立了起来”。用歌声激发全民族抗战意识成为大势所趋。萧友梅在《音乐的势力》中提到：“音乐的节奏可以指挥最大群众，可以统一整个民族的举动。”吕骥在《论国防音乐》中喊出“共同从事于音乐的救国工作”的口号，力图团结全国音乐界人士齐心协力、共同抗战。

　　这一时期的歌曲，更加呼吁形成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意识。爱国主义救国音乐赋予歌曲创作全新的内涵，“在抗战期间，不容许我们有自我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作曲者应该多量产生抗战的歌曲，增强抗战的情绪”。用音乐表达抗日话语成为时代所需，“一个被压迫民族缺少不了救亡的歌咏”。

　　宣扬与动员

　　1937年，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掀起举国抗战的浪潮。在这一时代潮流下，抗战歌曲也随之繁盛，发挥了宣扬抗日统一战线、动员全民族抗战、反对投降的作用。

　　其一，动员全民族抗战。《长城谣》表达出全国同胞共同构建“长城”般的意志，抵御外辱的壮志雄心，“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诸多歌曲都把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置于首位。就演唱的方式来看，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合唱歌曲，如《黄河大合唱》《送棉衣歌》《毕业上前线》《祖国的孩子们》《农村妇女救亡曲》等，抗战歌曲以跳动的音符绘制出全民族抗战的恢宏画面。如贺绿汀所言：“把音乐变成武器，去武装千万个同胞，动员千万个同胞，为驱逐日本强盗而英勇抗战。”

　　其二，宣扬国共统一战线下的共同抗战。《大刀进行曲》直抒胸臆，表达出对全民族抗战到来的喜悦和坚决赶走侵略者的决心。《歌八百壮士》颂抗战英雄，为人民宣传榜样力量，《到敌人后方去》直接表达对两个战场共同抗敌的肯定。

　　其三，在颂扬全民族抗战之时，针对当时的卖国求荣、汉奸投降之流，抗战歌曲也给予无情的抨击。《救亡进行曲》唱道：“打倒汉奸走狗，枪口朝外响！”《打杀汉奸》唱道：“大汉奸卖国通敌，小汉奸卖身作狗，中汉奸投降作贼，准汉奸妥协求和。”特别是汪精卫投靠日本，另立伪政府，抗战歌曲直骂其名，如冼星海作曲、萧三作词的《打倒汪精卫》，娄平以《打倒列强》为调，重新填词《打倒汉奸》等。

　　全面抗战爆发后，刘雪庵在《战歌》中表达出普及爱国音乐的理想：“不独在城市，而且在每一个小村子，都应该弥漫着救亡的歌声，然后才算尽了我们的责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抗战歌曲唱响中国大地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每一处乡村角落，如丰子恺所言：“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歌曲成为响彻神州大地的冲锋号。

　　歌颂与期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成为抗击日军的主战场，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成为抗战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抗战歌曲也呈现继续发展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在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敌后战场以及普通群众积极参与抗战等方面。

　　其一，颂扬边区大生产及政权建设。在抗战极端困难的环境中，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军民大生产》唱道：“八路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加紧生产，为抗战呀”，展现了共产党领导军民、动员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伟大实践。此外，中国共产党也在边区政府实行了民主建设，巩固了军民关系，《民主政权歌》唱道：“我们是坚决执民主政权的干部，要有政治远见进步的思想。”《选举好人来做官》唱道：“如今呀，老百姓一定要把政事管，老百姓有了选权”，唱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边区的另一番天地。

　　其二，赞美人民群众抗战。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著名论断揭示了人民群众对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军民共同抗战。在全民抗战的浪潮中，产生了诸多呼吁民众参与战争的歌曲，歌词朴实、直白。《团结就是力量》体现了八路军和老百姓肩并肩、心连心，坚持抗战的战斗精神。《去当兵》唱道：“叫老乡，快拿起你的枪啊！跑到战场上。”再如《老百姓总动员》《自卫队歌》《民兵战》《地道战歌》《歌唱二小放牛郎》等诸多颂扬群众的歌曲，昭示了在敌后战场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其三，讴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创作于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响应了毛泽东要求开展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理论号召，在《拥护中国共产党》中以“孩儿不离娘，瓜儿不离秧，中国的人民离不开共产党”形象地表达出中国共产党与百姓血浓于水的密切关系。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歌颂共产党领袖的歌曲，如《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表达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已经深入人心，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望。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建党百年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注重方式方法创新”。抗战歌曲以其独特的传播力、感染力、穿透力历久弥新，彰显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情怀，塑造并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红色文化和红色基因。追忆往昔岁月，传唱激情歌曲，这样的方式更为接地气，让党史学习触摸到历史的情境。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校级项目“红色歌曲中的党史研究”（2975211175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