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现代戏剧在改良旧剧和学习西方戏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戏剧的外译与海外传播必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现代戏剧与俄语读者的初次相遇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1937年，苏联学者鲁德曼在《戏剧》杂志发表《中国现代话剧与戏剧》一文，简要介绍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现状，对王独清、欧阳予倩、陈大悲、郭沫若、田汉、洪深及其主要剧作进行了论述。此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现代剧作家及其作品偶尔出现在相关的专著、报刊上，直至50年代，中国现代戏剧才开始真正走入苏联，渐渐被俄语读者熟知。

　　郭沫若剧作的译介与传播

　　1949年，汉学家费德林开始翻译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并于1951年在莫斯科以单行本发行。1953年，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郭沫若选集》，收录其创作的诗歌、短篇小说、戏剧和文章等，《棠棣之花》《屈原》包含在内。1954年，《屈原》成功搬上了苏联的戏剧舞台，在莫斯科叶尔莫洛娃剧院进行了首演，导演为科米萨尔热夫斯基。该剧引起了苏联观众的极大关注和各界的广泛好评，其中《星火》杂志的一篇剧评写道：科米萨尔热夫斯基指导的话剧《屈原》深刻传神地再现了时代特征、语言和作者的风格，极为生动地讲述了屈原这一伟大诗人、思想家、斗士的形象。

　　1958年，郭沫若被选为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三卷本的《郭沫若选集》在莫斯科出版。该书第二卷主要收录了郭沫若剧作的俄译本，包括《卓文君》《王昭君》《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除《屈原》的译者为费德林外，其余剧作译者均为彼得罗夫。1961年，莫斯科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戏剧》（第21辑）中包含了《蔡文姬》的俄译本，译者为格罗芭。1990年，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再次推出《郭沫若选集》，收录了彼得罗夫俄译的《棠棣之花》《虎符》及费德林俄译的《屈原》。

　　田汉剧作的译介与传播

　　1940年，苏联科学院出版了由阿列克谢耶夫等编著的《中华：历史、经济、文化、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编者之一彼得罗夫指出，剧作家田汉“早期的创作特点带有极端的个人主义色彩，之后广泛关注社会问题并成为了中国首位革命戏剧的组织者”。1959年，莫斯科艺术出版社发行《关汉卿》俄译本，译者为费什曼。20世纪60年代，《外国文学》杂志和《文学报》零星出现了田汉的信息。1962年，索罗金在其编著的《中国文学概论》中这样评价田汉的戏剧创作：作家真实的创作热情及其塑造的形象在思想上与中国社会进步人士的契合给他的戏剧带来了成功。

　　20世纪70年代，《亚非人民》《远东文学理论问题》等期刊发表了有关田汉的专门学术评价文章。1973年，尼科利斯卡娅于田汉诞辰75周年之际撰文《田汉历史剧〈关汉卿〉中的民族传统和现代性》以示悼念，作者认为该剧“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构思的结合”。1980年，尼科利斯卡娅出版专著《田汉与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田汉生平、创作道路以及田汉与现代戏剧的关系作了详尽的梳理和介绍。1993年，阿吉玛穆朵娃的《世纪背景下的田汉形象》出版，作者强调了田汉在民族化探索、改写外国戏剧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除《关汉卿》《谢瑶环》的俄译及针对性研究外，对田汉的其他作品苏俄汉学家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如《咖啡馆一夜》《获虎之夜》《名优之死》《乱钟》《扬子江暴风雨》《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秋声赋》《丽人行》《文成公主》等戏剧。

　　曹禺剧作的译介与传播

　　从1950年起，曹禺剧作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广泛演出。为与奥斯特洛夫斯基名剧《大雷雨》相区别，曹禺的《雷雨》常被译为《暴风雨》《台风》等，这一剧本给中国的戏剧作品带来了广大声誉。1956年，莫斯科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戏剧》首次推出了《雷雨》俄译本，译者为克里夫佐夫与斯捷潘诺夫。1958年，苏联出版的《中国现代戏剧》收录曹禺戏剧，编者认为曹禺剧作以有力、独到的艺术手段表现出人民必定胜利的思想。同年，尼科利斯卡娅发表论文《戏剧家曹禺》认为，曹禺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契诃夫的戏剧创作传统，剧作人物的语言个性化鲜明，在话剧舞台上多层面地使用自然场景，《日出》比《雷雨》更加深刻地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制度。1960年，《曹禺戏剧集》俄文版问世，其中包含了《雷雨》（克里夫佐夫与斯捷潘诺夫合译）、《日出》（瓦希科夫与费柯基斯托夫合译）、《北京人》（译者不详）、《明朗的天》（尼科利斯卡娅译），俄语读者通过曹禺话剧的演出了解了中国的话剧历史和艺术。彼得罗夫的长篇学术论文《论曹禺的创作》收入该戏剧集中，作者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曹禺的创作道路，对曹禺代表作的思想艺术成就进行了简要论述。20世纪80年代，苏联汉学家对曹禺戏剧的研究有了新的成果，出版了尼科利斯卡娅关于曹禺的著作《曹禺·创作概述》（1984）。

　　2011年，北京人艺在莫斯科演出话剧《雷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沃劳别依认为，曹禺在西欧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并在继承中国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戏剧形式——“诗化话剧”。

　　老舍剧作的译介与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逐渐走进苏联读者的视野。1954年，莫斯科艺术出版社发行了由季什科夫翻译的老舍话剧名作《龙须沟》，同年《龙须沟》再次出现在《星火》杂志上。奥夫奇尼科夫在其名为《北京的戏剧生活》的文章中，向苏联读者详细介绍了三部剧作，其中包括《龙须沟》。1956年，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老舍小说、剧作、散文选》，收录了《龙须沟》《方珍珠》两部话剧剧本，译者为季什科夫。费德林在该书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了《龙须沟》，认为老舍借用了小说式的情节设置，剧中每个人物都充满了戏剧性和悲剧色彩。1957年，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发行了两卷本的《老舍文集》，第二卷收录了《龙须沟》（季什科夫译）、《方珍珠》（哈东泽夫斯基译）、《春华秋实》（伊莉伊娜译）、《西望长安》（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译）四部剧作。同年，《外国文学》杂志刊发了老舍话剧《茶馆》的俄译本，译者为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1958年，莫斯科艺术出版社出版了季什科夫俄译的《方珍珠》。1960年，谢曼诺夫在其论文《论老舍的话剧》中评价了老舍的话剧。1961年，莫斯科艺术出版社发行了老舍的《全家福》，译者为尼科利斯卡娅。同年，莫斯科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戏剧》（第21辑）中包含了老舍剧作《女店员》的俄译本，译者为托罗波夫与普鲁特。至此，老舍的话剧剧本代表作都有了俄译本，其中《茶馆》（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译）多次再版，分别收入《亚洲戏剧作品选》（1983）、《老舍作品选》（1991）、《猫城记》（2014）。1987年，阿勃德拉赫马诺娃的博士论文《老舍创作的最后阶段：1949—1966》介绍了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话剧、曲剧和儿童剧。作者将老舍的剧作分为两类，一类有着单一的情节线索，如《方珍珠》《全家福》等；另一类则结构松散，由多条情节线索，如《龙须沟》《茶馆》等。

　　2006年，圣彼得堡世界玫瑰出版社推出了《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国民性问题》，作者罗季奥诺夫从民族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老舍创作特点的形成，认为话剧《茶馆》《神拳》和小说《正红旗下》是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最优秀的作品。

　　其他剧作家作品的译介和传播

　　1951年，贺敬之、丁毅创作的音乐剧《白毛女》获斯大林文学奖，之后莫斯科瓦赫坦戈夫剧院上演了《白毛女》，导演格拉西莫夫。评论人卡利京认为《白毛女》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民族音乐剧，保留了中国传统经典戏剧的特有形式。1952年，罗格夫将剧本《白毛女》译成俄文并出版。1953年，《星星》杂志刊发由魏风等创作的话剧《刘胡兰》，译者为扎哈洛夫与贝多维。1955年，图尔金将夏衍的《考验》译成俄文刊发在《远东》杂志上。1961年莫斯科艺术出版社出版了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俄译本，译者为斯捷潘诺夫。

　　1990年，莫斯科彩虹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当代戏剧》（斯别什涅夫编著），收录有田汉的《谢瑶环》（缅希科夫节译）、锦云的《狗儿爷涅槃》（阿日玛姆多瓦译）、刘树纲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李婉芬《遛早儿的人们》以及王培公的《我们》，后三部译者均为斯别什涅夫。编者认为，这些剧作是中国当代戏剧的最佳典范，代表了戏剧在传统继承中创新发展的趋势。2019年，圣彼得堡土卫七出版社发行《中国20—21世纪的戏剧》，收录了中国20—21世纪初百余年的戏剧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影响并广为流传的剧作，分别为：郭沫若的《屈原》（费德林译）、曹禺的《雷雨》（费德林译）、老舍的《龙须沟》（季什科夫译）、王培公的《我们》（斯别什涅夫译）、郭启宏的《知己》、莫言的《我们的荆轲》以及熊召政的《司马迁》，后三部剧作均由玛亚茨基俄译并首次发行。

　　中国现代戏剧在苏俄的译介与传播主要借助苏俄汉学家的翻译与研究，传播数量有限，且主要集中于郭沫若、田汉、曹禺、老舍等主要剧作家，其他剧作家及作品较少涉及，造成了中国现代戏剧在苏俄研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作为西方观察中国历史及当下的一个窗口，中国现代戏剧还需以更加积极的方式走进俄语世界，向俄语读者展现中国现代戏剧的魅力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