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交叉融合是前沿重大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是学科创新发展及新学科产生的重要路径，亦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近年来，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深入推进，国家政策层面逐步加强对高校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视程度。2017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明确提出要突出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鼓励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2018年，《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要优化学科布局，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整合相关传统学科资源，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融合，在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通过学科组织模式创新，加强学科协同交叉融合。2020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正式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及“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表明新形势下交叉学科建设成为我国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突破口。然而，当前我国高校学科发展模式仍由单一学科发展模式所主导，在森严的学科组织壁垒下，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互十分有限，学科交叉尚处于局部偶发状态，学科之间的互涉散见于部分高校的个别学科领域，以松散的局部调试为主。正如2020年《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 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所指出的，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科交叉融合亟待深化。因此，如何由“点”及“面”，从局部调试转向纵深发展是深入推进我国高校学科交叉融合的关键。

　　高校学科交叉

　　囿于局部调试的表征

　　学科交叉融合的根本目的在于逾越学科障碍，籍借知识的融通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开展跨学科研究创造新知识、解决前沿重大现实问题，如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等。但目前我国高校多以局部、浅层次的学科交叉进行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呈现“交而不融”的境况。

　　一方面，学科交叉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形成。当前，通识教育、辅修制、双学士学位通常被认为是我国高校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主要模式，而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三种模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交叉人才培养模式，其对于学科交叉融合的作用极为有限。辅修制是我国高校普遍采用的旨在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制度，包括辅修专业和辅修学士学位两种形式。辅修制允许学有余力的学生在主修专业之外申请修读辅修专业或辅修学士学位，达到辅修专业要求可获得辅修证书，达到辅修学士学位要求则可获得辅修学士学位。与辅修学士学位不同，辅修证书并非学历证明，仅是一种学习能力的证明。双学士学位被视为较辅修制更高级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学生所修两个专业没有主辅之分，且须跨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而辅修学士学位仅需跨不同的专业大类即可。通识教育为学生接触多学科知识提供了可能，但这些多学科知识是碎片化的，辅修制和双学士学位虽专为培养复合型人才而设，但主修专业与辅修专业之间以及双学位的专业教育之间是彼此分离的，未形成一体化的学科交叉人才培养体系。

　　另一方面，学科交叉研究组织形式较为单一。如前所述，当前高校的基层学术组织仍以传统单一学科组织为主，学科研究通常以建基于单一学科的院系为组织载体。鉴于此，学科交叉研究同样需要相应的组织载体作为保障，尤其是在单一学科组织主导的学科生态下。交叉学科研究需要突破各学科“割据”的状况，建立相应的交叉学科研究组织以保障学科交叉研究的开展。随着研究型大学对交叉学科研究的愈发重视，部分高校设立了独立于传统单一学科组织的专门进行学科交叉活动的组织机构，这类组织机构由学校直接管理，有专职的教学科研队伍，如学校直属的学科交叉实验室、研究中心、研究所等。其是在不触及传统学科（学院）结构及利益的情况下所设，所以是高校普遍设立的交叉学科研究组织形式，但这种组织形式对学校资源依赖性强，高校设立独立建制交叉学科研究机构的数量受其经费等资源所限。因此，我国高校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的组织载体较为单一，局限于校级层面，缺少其他创新性组织形式。

　　高校学科交叉

　　囿于局部调试的成因

　　学科交叉的理念未嵌入大学发展理念。大学理念是支撑与引领大学创新发展的内核。大学缺少学科交叉理念的引领，导致其对学科交叉重视度不够。而世界一流大学重视学科交叉融合，将学科交叉融合纳入大学发展理念，作为大学创新发展模式的“行动准则”。理念引领行动，在学科交叉发展理念缺失的情况下，高校对学科交叉的内涵缺乏清晰准确的认识，将通识教育、辅修制与双学位项目视为学科交叉人才培养模式，未能从学校顶层制定学科交叉发展规划，推进学科交叉融合。

　　既存学术组织结构对学科交叉的框限。正如学者克拉克所言，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专业化，学科间的共性越来越少，学者们缺少相互交流的冲动与能力，学科犹如“学术部落”一般，拥有各自的领地，学科之间彼此孤立。究其根源，阻碍学科间深度交互的是大学内部既存的学科组织结构。既有的学科组织结构往往以单一学科作为组织建制的基础，一个学院通常与一个学科相对应，学科之间存在森严的组织壁垒，甚至一个学科内部的学系与学系之间日趋分化，彼此交互十分有限。基于单一学科的院系组织结构居于大学的中心，致使学科交叉活动只能存在于先发学科组织的边缘。固化的学科组织结构逐渐形成结构惰性与壁垒，阻碍着高校有效整合校内学科资源，使其难以逾越学科鸿沟联合培养复合型人才、开展交叉学科研究。

　　传统学科制度对学科交叉的阻隔。随着大学学科组织机构的扩增、学科专业组织（如协会、学会）和专业期刊的创办，学科制度逐步成熟且愈发趋于严格，严格的学科制度以适合各自“学术领地”的标准或范式加速了学科的分化。久而久之，封闭的学科准入制度形成了在学科内部进行教师聘任、学术工作认定、学术晋升、同行评审、资源分配、专业人才培养等制度传统。单一学科导向的院系组织掌控着教师的招聘和晋升权，既有的资源分配过程则进一步巩固了院系组织结构及其学科制度。从事本学科以外的教学科研工作往往不受传统学科制度青睐，面临着所从事的学科交叉教学科研活动、成果不被认可等困境。由此可见，适切于单一学科学术组织的传统封闭学科制度阻隔着学科间的深度交叉融合。

　　促进高校学科交叉

　　向纵深发展的方略

　　理念先行，双向形塑学科交叉融合的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促进高校学科深度交叉融合，需先营造高校重视学科交叉融合的理念氛围。一方面，在国家促进高校学科交叉融合、设置交叉学科门类的政策驱动下，“自上而下”引导高校在校内形成学科交叉的理念，将学科交叉纳入高校发展战略与规划，自学校层面对学科交叉的理念予以广泛传导，逐步在高校内部营造一种学科交融的文化。另一方面，高校应鼓励基层学术组织、教学科研人员开展学科交叉活动，为基层学术组织“自下而上”生成学科交叉理念提供土壤，不同学科能在多大范围交叉、在多大程度上融合，归根结底在于基层学术组织及其教学科研人员是否具有学科交叉的意识及行动保障。

　　创新组织形式，提供学科交叉的组织载体。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会产生结构惰性，对于高校而言，传统单一学科组织发展为高校的主导组织形态后，其所产生的结构惰性成为学科交叉的主要障碍。因此，高校促进学科交叉需要进行组织变革，对传统学科组织结构进行重构，创新学科交叉的组织形式。除组建独立建制的学科交叉组织外，还应创建多元化的组织形式。可通过内部整合的方式创建学科交叉的组织载体，破除传统单一学科组织间无形的组织藩篱，整合已有的学科资源开展学科交叉融合活动。内部整合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学院合作模式，即采用两个及以上单一学科组织联合共建学科交叉组织机构或联合开展交叉学科学位人才培养项目，建立紧密的学科资源共享机制；二是组建学群模式，即采用两个及以上学院重组合并的形式，组建融合多个学科的学群制，从而借助多元组织形式为真正意义上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和学科交叉研究提供组织载体。

　　制定专门制度，健全学科交叉的制度保障。学科交叉配套制度建设是推进学科交叉制度化发展的关键，高校需制定针对学科交叉的相关制度以保障教学科研人员从事学科交叉活动。一方面，制定学科交叉教学科研活动的认可制度，将其纳入任期考核、职称晋升等工作、成果认定范畴，探索建立多学科协同的交叉学科学术成果评价机制，为教学科研人员跨院系从事学科交叉教学活动和研究活动扫除障碍。另一方面，制定学科交叉活动的资源支持制度，学科交叉进行复合型人才培养及开展重大前沿研究离不开充足且稳定的资源保障，以学科交叉研究为例，在其发展早期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撑，因此，高校应制定学科交叉研究启动资金支持计划、教学或实验场所配置、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等制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规划教育学青年项目“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样态的创新路径及运行机制研究”（CIA18027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