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仅传统新闻业在经受着各类社交媒体新闻传播的冲击，奠基于传统新闻业之上的新闻史、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三大主干课程也日益呈现出一些不适“症状”。在互联网勾连的多元新闻传播生态下，传统报刊、广播和电视有时只能扮演新闻传播节点的角色，无法继续独揽对公众进行新闻筛选与报道的专利权，新闻教育面临是否需要“调焦”的重大问题。学界曾对“新闻”“新闻学范畴”“新闻教育”等有相当共识的基本问题进行探讨与省思。本文所关注的新闻史课程设置等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新闻史叙事的主角：事业史与报业史

　　以职业新闻机构的新闻活动——新闻事业作为新闻教育“想象的共同体”，是传统新闻教育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新闻史课程体系，也是以新闻事业的史前期和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为基本线索推进的。其中，近代新闻事业的源头媒介——报业及其历史则成为新闻史叙事的主角。

　　新闻学并非中国新闻史课程体系所独有，也绝不是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之独创。新闻学者黄旦指出，新闻学是对一个新行业——报业（新闻业）的呼应，是印刷、电报等技术引发的传播革命的产物。因此，新闻学是以职业为导向、以伦理—规范为要旨的学科。报纸职业及其业务操作，就是新闻学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内容。在近代报业率先兴旺发达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早期新闻教育无不以报业为主要服务对象。中国新闻教育的发端，也是因促进国内报业发展、提高报人职业技能的初衷而兴起。由是观之，把新闻史课程设定为新闻事业尤其是报业为主的历史，是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的。

　　一种媒介对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加持，可从另一角度解读为“新闻”的被“挟持”。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最先依附于报业，成了报业的“专利”。而在报业鼎盛时期产生的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也顺带成了传统新闻学科的前置“取景框”。在以报业为主题书写历史的惯性下，20世纪以来兴旺发展的广播业、电视业乃至互联网新闻业都成了新闻史发展的“副线”或者说延长线部分。相对的，由于传媒结构调整而产生的新闻话语变迁、新闻人适应新闻传播介质变化而进行的多种探索等议题，则不仅较少为新闻史学界重视，也尚未被纳入新闻史教育的范畴。

　　新闻事业史取径的局限

　　这种以报业史作为初始设置的新闻事业史叙事，在史料取舍、时空演绎中所蕴含的价值体系，本身就昭示了内在的问题或困局。

　　历史证明，以职业新闻机构的定期、连续和公开传播为特征的大众新闻业，只是人类新闻传播漫长演化进程的阶段性产物，是人类新闻传播社会组织形态之一种。新闻传播活动与人类历史同样漫长，始终内嵌于社会生产与活动当中，是人类面对面即时传播的重要内容。文字出现后，部分新闻传播的内容借助文字及其载体（甲骨、布帛、莎草纸、羊皮纸等）的流转而固化并传承，沉淀为历史书写的重要素材。造纸术、印刷术及无线电通信等新技术加持下的现代报业出现后，“新闻业”正式登台，“新闻”也被由此产生的新闻教育界默认为大众媒体所“专属”的、具有特定内涵与外延的特殊文化产品。大众传媒之外的新闻传播活动，则似乎被学界自动“过滤”掉了。

　　上述筛选与过滤机制同样被应用于新闻史课程的搭建中，形成了以新闻事业史为主题的架构。这种系统架构固然有助于学生了解新闻业的历史与逻辑起点，把握新闻行业的衍化进程，但若在互联网传播背景下回看这一架构，则会发现其内在的“兼容性”不足。

　　首先，现有的报刊主体性思维，掩蔽了新闻传播演进中出现的主体位移、结构变迁及“新闻”内涵、外延变化等核心议题。涉及新闻传播的主体位移与结构变迁层面，如党的新闻工作历史上，在1947—1948年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解放日报》停刊，中共中央党报处于缺位状态，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就成为当时唯一代表中共中央发声的媒体，此时中共中央新闻宣传的内容也因发声主渠道的改变而发生很大变化。类似这种媒介整体结构视野中的新闻传播之变，理应是新闻史关注并强调的，但在迄今的报刊史主体书写中却无法显示。再如通讯社作为现代新闻业的信息“批发商”，虽数量不多，但影响广泛。在报刊史主体思维框架下，通讯社却只能是不太重要的“小角色”，更不要说互联网新闻传播仅占新闻史的一小部分。诚然，报业是新闻业历史中最早最悠久的媒介类型，但相比新闻业“史前”数万年的新闻传播活动只占一章，电子媒体的新闻史只能作为一条辅线，新闻传播史以报刊为主的这种系统设置，似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其次，即使以报业、广播业、电视业乃至新媒体新闻业的演进路径来叙述新闻史，似乎还需回答另一个更为要害的问题：新闻史究竟是新闻传播演进史，还是新闻传媒变迁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迈克尔·舒德森认为，“新闻是必要的，报纸不是”。尤其是在当下职业新闻机构与非职业新闻传播者高度交融，新闻生产与传播者的范围无限扩大且呈现出多元主体特征时，仅聚焦新闻事业尤其是职业新闻媒体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是否足以应对当下及未来的媒体变革？

　　最后，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新闻事业史的取径，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思维？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新闻事业史这一既定路线导引下，历史上很多标志性甚至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新闻传播活动被有意无意淡化甚至遮蔽了。今日互联网技术所造就的全民皆可操控相同品质的即时传播工具进行新闻生产与传播的丰富“史实”，如政府、企业或个人的重磅新闻发布等，也很难有效整合进既有的事业史框架，从而与课程“新闻传播史”构成了名不副实的矛盾。

　　新闻史课程改革的思路

　　基于上述认识和判断，聚焦新闻（舆论）的生产与传播进程，而非承载新闻（舆论）的媒体变迁，或是新闻史课程改革的一个思路。

　　毕竟，新闻并非为媒体而生，而是报纸、广播电视乃至互联网这些能扩展新闻传播空间、提高时效的载体能更好满足新闻传播所需，才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成了新闻传播的主渠道。人类对不同新闻媒介的使用与塑造，又会生成不同的传播景观。在当下提倡培养全媒体人才的背景下，在大众传媒的新闻控制权被严重削弱的前提下，沿袭已久的新闻传播流程与规则正在被“改写”。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使新闻教育回归聚焦“新闻”本身，新闻史课程从关注新闻事业史调整到关注新闻内容的生产、传播与再生产、再传播历史，从中分析新闻事实、世界变化与新闻作品生产、传播的内外关联，更应成为题中之义。

　　聚焦“新闻”本身及其发展历程，看似缩小了学科范围，从关注新闻事业退回到关注新闻事业的核心功能。实际并非如此。笔者认为，从聚焦新闻（传媒）事业调整到以“新闻”为原点，梳理与分析其产生与发展过程，并将新闻传媒的衍化、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作为这一过程的部分而不是全部予以展示，是新闻教育对传统新闻事业的一次“脱嵌”，是新闻史课程的思想解放，也是站在历史长河中观察与分析人类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的一种较科学的思维方法。以新闻传播史为主题和主线课程，报刊史、新闻事业史就成了人类新闻传播漫长进程的一个历史阶段。由此，可适当压缩新闻事业史的课时量，增大事业史之外的新闻传播内容，尤其是注意打捞那些“沉没”的非职业新闻机构的重要新闻传播史料，构建非职业新闻机构与新闻事业共同生产与传播，二者彼此关联交织、相互影响、互相塑造的贯通性历史课程。

　　从新闻事业的“有限”框架中摆脱出来，关注更为悠久、广泛与普遍的新闻传播活动或现象，一定意义上是与黄仁宇先生所强调的大历史观相契合的，即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观念导引到新闻历史研究中，认真思考与打磨不同时代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机制以及在此条件下“新闻”成品的历史流变。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不仅可以上溯历史、对接未来，还可对新媒体景观中新闻从业者与研究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更多具有针对性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