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科技创新赋能文化传播,打破文化传播的物理疆界,让文化产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新时代,我们应该在“数字+文化”理念的指引下,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
媒介:中华文化数字传播的载体
在时间维度上,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交融碰撞,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空间维度上,中华文化蕴含丰富多元的地域文化,横亘华夏山河湖海,贯穿海内外华人社会,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交流互鉴,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身份标识和精神纽带。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华文化应该通过数字媒介进行全球传播,建构虚拟文化共同体,让海内外同胞跨越时空共享中华文化内容和意义,诗意地栖居于网络文化空间,增强中华文化认同。
传播科技发展为文化传播提供新载体。数字媒介技术形塑文化新生态,催生文化传播新形式。加拿大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认为,传播媒介具有时间的偏向或空间的偏向,倚重时间的媒介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倚重空间的媒介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以比特为基本信息单位的数字媒介兼具时间的偏向和空间的偏向,打破了中华文化传播的时空界限。“数字+文化”双轮驱动让中华文化在数字化的网络空间不断流动,无远弗届。互联网已经成为全球用户共同的栖居地,社交媒体是当下个体和组织建构关系网络的中介,信息和影响力在社交网络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共同作用下传递得更深更远。依托于数字媒介的传播具有“全用户”“社交化”的特点,文化传播者应该将中华文化深度融入社交平台进行关系传播,同时采用智能算法实现个性化精准触达,让中华文化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下传播到全球各地。
传播媒介更迭为文化传播创造新符号。短视频平台跨越专业内容生产门槛,聚集海量用户进行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体现传播的视觉转向和影像化特点。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模态符号中延伸人类感官,建构受众的认知和体验。人工智能使得人类思维具身化,“AI合成主播”成为文化传播的新载体。新的传播语境下,文化工作者应该利用上述数字技术及其符号系统进行中华文化的立体呈现,创新中国故事表达方式,完善中华文化话语表达体系,提升中华文化话语权,建构中华文化共同体,让海内外同胞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文化空间连接彼此、互动交流。数字媒介让虚拟在场的文化共同体想象成为可能。例如,故宫博物院应用虚拟现实、互联网络、社交平台等开发了《数字多宝阁》《全景故宫》《玩转故宫》《故宫:口袋宫匠》等多项数字产品,将数字创意与传统文化深度结合,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故宫博物院与腾讯合作,通过“数字化+云化+AI化”,在文物数字化采集、存储及展示等方面深入推动“数字故宫”建设,创新中华文化数字传播模式。
共享:中华文化数字传播的路径
从“仪式观”的角度看,传播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是共同信仰的表征。“作为文化的传播”是社会团体或具有共同身份的人们共享的“仪式”,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在数字网络空间中,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共享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物理时空,呈现出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特征。
首先,在历时性方面,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能够将虚拟场景或者虚拟与现实场景进行融合,再现历史人物与事件,让当下的受众穿越历史长河,在互动中参与叙事,与历史人物对话,在第一人称视角下体验历史故事。借助数字媒介,中华文化在参与式、沉浸式传播中,连接历史与现实时空,让接受者在虚拟在场的互动交流中进行文化共同体的想象,共享中华文化精髓。其次,在共时性方面,5G等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传播深度嵌入日常生活,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世界各地的网络用户能够在同一时间共享传播内容,共同经历媒介事件和传播仪式。“泛在网络”让“在线”成为常态,身处不同场景的人们可以针对中华文化热点进行共时交流,形成共同的文化经验和记忆。最后,在空间方面,搭载网络与数字媒介,中国地域文化能够跨越区域限制,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联结具有相同文化渊源的群体。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我们应该通过数字媒介将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为海内外华人社会共享的文化成果,以中国文化符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海内外同胞共享中华文化内容和价值。其一是中华文化内容的共享,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中国地域文化等,以及不同文化分支中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其二是中华文化价值的共享,包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以和邦国”“和而不同”等思想,以及“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敢为人先”“爱拼敢赢”等精神,在中华文化精品内容中传递丰富的中华文化思想内涵和价值观念。
认同:中华文化数字传播的意义
美国传播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在《认同的力量》中提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涉及自我建构及个别化的过程,所建立的是意义。每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认识都是被建构的。文化身份建构与文化认同是中华文化数字传播的意义旨归。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观点,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而共同体需要借由各种媒介来想象。与民族这一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强调主权不同,文化共同体强调共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文化身份和归属感是文化共同体的关键要素。青年则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智能传播语境下,我们应该借助数字技术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内外华人社会的传播、传承与创新,促进青年群体的中华文化认同,进而辐射其他人群。在数字技术的中介下,建构媒介化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身份意识和归属感。
中国地域文化是特定区域和族群共有的文化遗产,在具有相同文源的世代、群体中发挥文化身份建构的作用。例如,闽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分支,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包含南音、梨园戏、歌仔戏等多元的文化形式,蕴藏丰富的精神内涵。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闽南文化的数字传播,可以跨越海峡,沟通两岸,促进两岸青年的相互理解、信任与心灵契合,成为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文化路径。
总之,在媒介技术快速更迭的当下,我们应该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中,将数字技术与中华文化进行深度融合,让中华文化传播跨越疆界与圈层,提高海内外同胞特别是其中的青年群体对中华传统文化、当代文化、地域文化、特色文化等的认知度和接受度,通过文化传播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本文系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项目“海峡两岸融合发展背景下闽南文化的新媒体传播与青年认同研究”(2019ZTD3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