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正式组建于2017年5月17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社科大），迄今已经走过近5年的发展历程。回望既往走过的路，前瞻未来前行的路，可以观察到一个极具挑战意义的基本事实：围绕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和办学方略而凝聚共识、汇聚合力，系作为一所年轻大学的社科大绕不开、躲不过，必须经历并完成的一道基础性工序。

　　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和办学方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关乎生存和发展，系一所大学办学理念的集中体现，也从来都是作为一所大学的灵魂和根本而确立的。对于年轻的社科大而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科大、怎样建设社科大，绝非可回答、可不回答的一般性课题，而是必须回答、非回答不可的重大时代课题。就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作出回答，当然要围绕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和办学方略的探索和抉择而展开，也不能不具体化为针对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和办学方略问题的系统思索和全面论证。只有办学定位明确、办学特色突出、办学方略得当，社科大才能行稳致远，才能办成“她应当有的样子”，也才能办成“我们想要她有的样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开展的“如何办好社科大”专题大讨论中，对于社科大的建设目标，笔者曾作出所谓“两个样子”的概括：作为社科大，她应当有的样子；作为社科大人，我们想要她有的样子）。

　　所谓办学定位，也可称作办学方向定位，就是一所大学对于自身办学类型和办学道路的选择。办学定位的重要性，集中体现于它是管长远、管全局的东西，系办好一所大学的“定盘星”和“方向标”。举凡大学，必须有契合自身校情的办学定位。就社科大而言，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办学定位明确，学校发展就有方向感，广大师生就有自信心和凝聚力，各方面工作也就能踩到点上，确保不会走偏变样。

　　所谓办学特色，也可称作办学优势，就是一所大学区别于其他大学的独有的办学品格和独特的办学风貌。办学特色的重要性，集中体现于它是管立身之本、管比较优势的东西，系办好一所大学可以依托的基本长项和核心资产。举凡大学，必须有契合自身校情的办学特色定位，总要有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办学“高招”或“秘方”。就社科大而言，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办学特色突出，便可利用好自身优势，释放出巨大的潜能和持久的动能。

　　所谓办学方略，就是实现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的战略选择和具体路径。办学方略的重要性，集中体现于它是管落实、管落地、管落细的东西，系办好一所大学必须绘制的“施工图”。举凡大学，必须有一整套可落实落地落细的战略和具体方案加以推进。就社科大而言，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只有办学方略得当，才不至于空喊口号，才可真正将理念付诸行动，也才可实打实、一步一个脚印地逼近既定目标。

　　之所以要围绕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和办学方略而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则是因为，办大学实乃“众人之事”，当然要举全校师生之力。就社科大而言，不仅要举全校师生之力，而且要举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之力。这就如同一个交响乐队，必须有统一的乐章，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而不能各唱各的调、各拉各的弦。只有就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和办学方略这样的重大或重要问题形成广泛共识，将共识作为发力点而围绕其汇聚办学合力，才可确保每一个举措、每一步行动都奔着“办好社科大”这一共同目标而去。

　　正是基于这一考量，2021年5月，社科大党委作出了在全校师生中开展“如何办好社科大”专题大讨论的决策。从深入研究现代高等教育规律、社科院办现代高等教育规律入手，围着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办学方略而转，奔着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而去，将办好社科大建立在充分认识和深刻把握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办学方略进而围绕其凝聚共识、汇聚合力的基础上，构成了这场专题大讨论的主题和主线。

　　站在“如何办好社科大”专题大讨论的肩膀上，将这场专题大讨论的成果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进而作出系统总结和理论概括，系本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面而准确地认识社科大：三个维度的概括

　　全面而准确地认识社科大，是找准社科大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办学方略的关键。对于社科大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办学方略的探索和抉择，要从全面而准确地认识社科大做起。

　　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社科大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该怎样把社科大有别于其他大学的特点和规律说清楚、讲明白？这显然需要做比较分析。

　　（一）社科大是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而组建的大学

　　我们深知，社科大是经党中央批准而正式组建的，是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大后决策部署组建的一所大学。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而非某一地方或者某个部委、机构的决策部署而组建，这一点，对于全面而准确地认识社科大特别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告诫我们，要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于党中央决策部署组建社科大的意义，我们要从政治上加以认识，要站在政治高度深刻领会。

　　组建社科大，无疑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决策部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从全局出发作出决策部署这一重要背景意味着，在社科大身上，寄托着党中央的期望，体现着新时代国家发展的战略要求，肩负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立德树人的历史使命。社科大是一所大学，但社科大不是一所普通的、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一所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大学。社科大办的是高等教育，但社科大所办的高等教育不是普通的、一般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而是彰显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要求的高等教育。

　　组建社科大，也绝对是基于“质”而非“量”的考量。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经历了40多年改革开放、高等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发展的中国，绝对不缺大学的数量。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已处于由大到强的阶段，即便是出于增设相关学科专业或扩大相关学科专业人才培养规模的目的，也完全可以在既有高校范围内，通过调整学科专业设置结构或扩大相关学科专业招生规模的办法加以实现。另一方面，“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注意到高质量发展是一条管总的要求，不仅经济要坚持高质量发展，而且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也都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时值这样一场涉及发展转型的广泛社会革命，高等教育发展当然离不开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个鲜明主题。中国高等教育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组建的社科大，所凸显的当然是对于高等教育质量和效益的要求。

　　换言之，在中国现有的3000余所高等院校中，社科大系“国家队”。组建社科大，就是奔着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国家队”的目标而去的。

　　组建社科大是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办好社科大就是办好中国高等教育的“国家队”，这是全面而准确地认识社科大的第一个维度。

　　（二）社科大是依托社科院而组建的大学

　　我们也深知，社科大依托于社科院而组建。组建社科大既是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也是党中央交给社科院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就管理体制而言，社科大隶属于社科院，由社科院主管。这是社科大区别于其他大学的一个突出特点。之所以要依托社科院而组建社科大，显然与社科院所具有或被赋予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直接相关。

　　对于社科院，固然可从多个角度做出相应刻画，但迄今关于社科院的一个最深入人心的归结，就是所谓“三个定位”：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概括起来讲，社科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队”。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队”，社科院所研究的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如果说社科大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国家队”，那么，依托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家队”的社科院组建社科大并由其主管，便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对于社科大来讲，意义非同小可。

　　由社科院主管，社科大当然要依托社科院的教学资源而办学。社科院所拥有的最重要的教学资源，便是深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势。无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所从事的科学研究，还是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高殿堂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抑或是作为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均属于国家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代表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这意味着，社科大系站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塔尖”之上而办学，社科大是依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家队”的资源而教书育人。

　　如果说教书育人是大学的中心工作，教学和科研是大学的两个既相辅相成又互相促进的重要职能，那么，在依托教学和科研资源支撑教书育人的平衡中，社科大所具有的一个最重要、最显著的特殊优势，就在于依托社科院的“国家队”科研资源办学，在科研与教学的有效互动中，让科研优势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源头活水”。

　　由社科院主管，依托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队”科研资源办学，这既是社科大相对于其他高等院校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社科大相对于其他高等院校的一个重要优势，这是全面而准确地认识社科大的第二个维度。

　　（三）社科大是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语境下组建的大学

　　社科大的组建，有两个重要背景值得特别提及。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作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部署。一方面，“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也应该大有作为”。但另一方面，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2017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为社科院建院40周年发来了贺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志们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理念，以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努力为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贺信，并且注意到社科大组建于2017年5月17日，不难发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党中央决策部署组建社科大的一个重要考量，组建社科大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贺信精神的一个重大举措。“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从人抓起，久久为功。”办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培养政治可靠、作风过硬、理论深厚、学术精湛、可堪“国家队”重任的哲学社会科学适用后备人才，既是繁荣发展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办好社科院的迫切需要。

　　这意味着，社科大的组建绝非偶然事件。从其孕育、组建的那一天起，社科大的前途命运便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紧密捆绑在一起。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历史进程中，社科大肩负着义不容辞、当仁不让的特殊使命。

　　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特殊语境下组建，奔着为繁荣发展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培养适用后备人才而去，这是全面而准确地认识社科大的第三个维度。

　　前面所列这三个维度要说清楚、讲明白，而且要同时说清楚、讲明白。只有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对社科大做出全面而准确的刻画。也只有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把握好社科大的办学规律，进而找准社科大的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办学方略。

　　办学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文科大学

　　社科大往什么方向走，无疑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只要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一所大学也如此。社科大尽管相对年轻，但只要路子走对、方向选准，步子快一点、慢一点关系不大。所以，找准社科大的办学定位，对于办好社科大十分重要，也十分关键。

　　在社科大办学定位问题上，虽然具体提法不完全一样，但其实质内容是高度一致或近似的，可以从总体上做出如下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文科大学”。

　　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文科大学”既体现了党中央赋予社科大的职责和使命，也是作为社科大主管机构的社科院“三个定位”的自然延伸和必然展现。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的是政治方向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教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办大学、搞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这是一条根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四个字，概括起来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在进入新时代新阶段的中国办大学、搞教育，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必须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也是一条根本原则。

　　作为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而组建的大学，社科大不仅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办大学、搞教育，而且要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出发，办高质量的大学，搞高质量的教育。

　　作为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语境下组建、肩负特殊使命的大学，社科大当然要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程中，“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履行好为繁荣发展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培养适用后备人才的神圣职责。

　　在社科大，无论学生的课程设置、实习实践、论文选题，还是教师的教材编写、课程讲授、质量评估，既要面向世界，更要立足中国，都要着力于贯彻和体现中国特色，奔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人才而去。

　　（二）“一流”标明的是“国家队”性质

　　基于全局而非局部的考量而组建，依托于社科院而非其他别的什么机构、别的什么资源而办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国家队”，社科大当然要聚焦于“国家队”的定位，围着完成“国家队”的任务而转，奔着履行“国家队”的使命而去。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别的什么选择。

　　毋庸置疑，“国家队”不同于地方队或其他别的什么队的显著特征，是要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体育界如此，高等教育体系也是如此。既然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国家队”定位社科大，既然由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家队”的社科院主管社科大，那么，除了要奋进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第一方阵”、要代表中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之外，社科大没有其他别的什么选择。当然，这里所说的“第一方阵”“最高水平”，绝非简单复制或照抄照搬既有的一般评价标准，而是在此基础上提炼升华、富有社科大特色的“第一方阵”“最高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一流大学”为参照系，对标、对表“一流大学”办学水平，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体制机制等各方面追求卓越、走在前列，是社科大的当然选项。

　　（三）“文科”代表着社科大的学科归属和学科设置，也体现着社科大肩负的特殊使命

　　依托于社科院而办、由社科院主管，社科院的性质和职能定位决定了社科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归属和学科设置。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语境下组建，肩负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特殊使命，决定了社科大必须承担起为繁荣发展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培养适用后备人才的神圣职责。简言之，社科大是一所文科大学。

　　作为一所文科大学，自然与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科大学有所不同。社科大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不仅要深入研究和严格遵循现代高等教育规律，而且要深入研究和严格遵循社科院办现代高等教育规律。在深入研究和严格遵循这两个规律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道路以及社科院办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有这样一句话，“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当看到，现在办大学和以往思路有所不同，强调的是分类建设。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按照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要求办好社科大，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文科大学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去努力。

　　毫无疑问，这是社科大必须要承担的历史责任。我们也必须站在这样的高度去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办学特色：科教融合

　　社科大以什么为办学特色，或者说，社科大办学可以依靠的比较优势、应当坚守的立身之本是什么，无疑也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只要办学特色突出、办学优势显著，社科大就可以稳步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行。所以，找准社科大的办学特色，对于办好社科大十分重要，也十分关键。

　　（一）科教融合——社科大与生俱来的深层底色

　　谈及社科大的办学特色，可以毫无疑义地说，只要校名冠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几个字，便说明我们的办学特色就是实行科教融合，我们的办学优势也是实行科教融合。从社科大孕育、组建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要走科教融合的办学之路。换言之，科教融合是社科大与生俱来的深层底色。

　　这是因为，作为一所依托社科院组建、由社科院主管的大学，社科大当然要实行科教融合。除了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家队”之长，我们没有其他别的什么值得称道的长项。除了依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家队”资源平台优势，我们没有其他别的什么可以彰显的优势。所以，实行科教融合实质上是办好社科大的必由之路。

　　引申一步说，科教融合既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办学理念，也是我们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依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家队”办中国高等教育“国家队”，通过用足、用好独具特色的社科院科教融合平台，将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办好一流大学的竞争优势，系社科大所拥有且其他大学难以企及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二）“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层级研究型人才”——社科大的人才培养目标

　　作为社科大的办学“高招”也好，办学“秘方”也罢，科教融合的办学特色终归要落实到人才培养上。这首先涉及到人才培养目标：通过实行科教融合，社科大究竟要培养什么类型、什么规格的人才？

　　仔细地研读一下相关大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可以注意到，关于培养目标，所使用的一般都是类如“高层次人才”这样的表述。本科培养方案如此，硕士、博士培养方案也大同小异。如果说实行科教融合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理应与其他大学有所不同，那么，社科大人才培养目标的特殊性究竟体现在哪里？

　　显而易见，人才培养目标的特殊性集中体现于人才培养的类型和规格上。无论从当今世界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看，还是从新时代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人才需求看；无论是从党中央决策部署办社科大的考量和初衷去体会，还是从社科院自身的职责定位和社科大自身的办学优势去理解，社科大的人才培养目标都要基于“不追求规模和数量、重在质量、起点要高、水平要高、办出特色”的指导思想加以确立。

　　类如中国科学院大学是“科学家的摇篮”的说法，基于同样的理由和判断，我们也可以说，社科大是“哲学社会科学家的摇篮”。依托社科院而组建、由社科院主管的社科大，当然是培养做大学问的人的地方，当然是培养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学养深厚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大家、学问大家的地方，也当然要以着力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学术大家、学问大家为己任。

　　具体而言，社科大就是要着力培养“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层级研究型人才”。“研究型”加“最高层级”，系社科大对人才培养类型和规格的特殊定位。

　　就人才培养的类型而言，有别于其他大学，特别是有别于其他大学的文科教育，社科大所着力培养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而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型”人才——可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研究的人才。

　　就人才培养的规格而言，有别于其他大学，特别是有别于其他研究型大学的文科教育，社科大所着力培养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型”人才，而是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层级”研究型人才——可担当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重任的人才。

　　（三）“研究型教学”——社科大的人才培养模式

　　科教融合的办学特色，也会体现于特殊的人才培养模式上。既然要通过科教融合着力培养“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层级研究型人才”，既然科教融合在人才培养的类型和规格上具有特殊性，那么，与此相匹配，社科大也要植根于科教融合而实行特殊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型教学”。

　　所谓研究型教学，与一般意义上的教学模式有所不同，照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教学，或以科学研究为支撑的教学。深一层理解，就是突出科学研究对于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以科学研究带动人才培养，将科学研究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和各领域。显而易见，这既是科教融合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科教融合办学特色的必然展现。

　　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并不矛盾，两者并非独立运行、互不搭界的“平行”轨道。从根本上说来，科学研究就是人才培养的一个过程。且不说大学问家、大科学家从来都是在科学研究中涌现出来、成长起来的，即便活跃在其他领域的各方面优秀人才，也往往离不开科学研究的训练。有所不同的，只不过在于研究的对象、领域或方法。只有强有力的科学研究，才能支撑富有特色的“大师”级人才培养。正因为如此，现实生活中的课题研究特别是重大课题研究，并非仅是奔着出成果而去，除此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考量，在于通过课题研究带动人才培养。出高质量成果和出高水平人才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可以彼此依存、互为条件，这事实上也构成了以社科院为代表的国家科学研究机构日常工作所致力追求的双重目标。

　　不言而喻，“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层级研究型人才”的培养，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教学模式所能胜任，必须依托科教融合、通过科教融合转化而来的研究型教学模式加以实现。离开了研究型教学的训练，离开了“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特殊培养路径，缺乏直接或间接参与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研究以及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实践洗礼和切身感悟，也就谈不上“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层级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和产出。

　　同样不言而喻的是，研究型教学只有立足于科教融合、在类如社科院这样的科教融合平台上才能更好地实现。所以，这既是社科大从科教融合中所能获取的特殊“专利”，更可成为社科大实行科教融合的一个着力点和着重点。

　　（四）从三个维度概括社科大人才培养特色

　　将上述的讨论加以综合，对于社科大的人才培养特色可作如下概括：

　　其一，政治站位要求。作为一所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文科大学”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大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政治方向，人才培养的“政治可靠”特征是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要求。社科大所培养的人才，必须富有家国情怀，必须胸怀“国之大者”，必须乐于为人民做学问，乐于以做学问为毕生事业，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讨论、回旋的余地。

　　其二，学术水平要求。作为一所依托社科院办学、由社科院主管、实行科教融合的大学，社科大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可能离开“三个定位”去谈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这一特殊定位，社科大所培养的人才必须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必须是学术精湛的、学养深厚的，也应当是能够作出学术贡献的。同样，这一点也是不能打任何折扣、掺任何沙子的。

　　其三，综合素质要求。尽管社科大天生有诸多方面的特殊性，但毫无疑问的是，社科大是国民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所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大学，社科大的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不能脱离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适用人才是社科大作为一所培养人的高等学校的应有之义。因此，社科大所培养的人才要具有“视野宽阔、人格健全”的基本特征。

　　可以说，这是社科大所拥有的有别于其他高校风格的人才培养特色。只有围绕“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层级研究型人才”这一特有的人才培养目标布局发力，社科大科教融合的办学特色才可彰显出来，社科大科教融合的办学优势也才可发挥到位。

　　引申一步说，瞄准“研究型教学”这一特有的人才培养模式而不断完善、强化社科大的教材体系、课程体系、教学体系、管理体系建设，我们便会有实践社科大人才培养特色的方向感和主心骨，便会由此获得培养“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层级研究型人才”的足够底气和应有自信。

　　办学方略：“两入双一”

　　找准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只是办好社科大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还要解决办好社科大的充分条件问题——将办学定位、办学特色付诸实践。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清楚地知道社科大的“彼岸”在哪里——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是什么，而且要找到过河的“船”和“桥”——实现社科大办学定位、办学特色的具体路径和切实举措。如果将办学定位、办学特色视作通向办好社科大目标的“路线图”，那么，找准社科大的办学方略，便恰似绘制一幅落实落地落细办学定位、办学特色的“施工图”。这对于办好社科大，同样十分重要、十分关键。

　　这显然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强优势、补短板”。将所有可供选择的路径和举措一一盘点之后，可以认为，对于年轻的社科大而言，围绕“强优势、补短板”的最具基础意义的操作，就是走好科教融合基础上的“两入双一”之路。

　　所谓“两入双一”，就是“入主流、入体系、一体化、一盘棋”12个字的简称。这12个字，可追溯至笔者2019年1月11日在社科大首次调研提及下一步工作重点时作出的初步概括（当时的表述是“入主流、入体系、一体化、一家人”，也未使用“两入双一”的简称。后来，“一家人”逐步为“一盘棋”所替代，在不断充实、深化过程中，最终形成了如今的12字格局和4字简称）。从那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每逢论及社科大建设和发展问题的场合，几乎都有“两入双一”的身影。现在看来，“两入双一”大致契合社科大自身校情和运行规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共识，有必要将其提升至办学方略层面，从根本上摆正其在社科大工作全局中的位置。

　　（一）“入主流”是指要全面融入国民教育体系

　　在中国，我们通常所接触的大学，大都由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管理，或隶属于教育部，或隶属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同属于国民教育体系主流。以此为参照系，作为一所隶属于社科院、由社科院主管的大学，社科大虽不能说游离于国民教育体系之外，但无论就其前身班底而言（社科大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基础上，整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本科教育及部分研究生教育资源而组建），还是就其现行的管理体制而言，我们必须承认，作为由非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管理的大学，从办学理念到办学规范，社科大同国民教育体系主流之间均存在一定甚至不小的距离。在某种意义上，这构成了我们的“短板”。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不论社科大校情如何特殊，也不论社科大历史渊源和现行体制有何不同，个性不能脱离共性而存在，终归要寓于共性之中。社科大首先是一所大学，首先是作为一所大学而存在和运行的。作为一所大学，总要契合为大学量身定做的基本标准和基本标识。

　　具体而言，社科大所须遵循的办学规律和办学规范，与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管理的大学没有什么不同。社科大以及社科大所属学科、专业所适用的评估标准，也同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管理的大学以及相关学科、专业没有什么不同。这意味着，作为一所大学的社科大，必须契合现代高等教育规律，与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管理的大学以及相关学科、专业同台竞技，回答同一份考题，适用同一套标准。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一员的社科大，必须跻身国民教育体系主流，全面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主流，成为国民教育体系主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认识到这一点极为重要。如果说社科大在注重扬己之长的同时，还要着力于避己之短，那么，自觉地向国民教育体系主流靠拢，自觉地向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管理的大学看齐，严格遵循现代高等教育办学规律和办学规范，即为社科大应当也必须补上的一块极其突出的“短板”。

　　告别既往的惯性思维和办学轨道，以全新的理念、思想和战略全面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主流，这对于社科大而言，可能是一个极其痛苦而漫长的转变过程。但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他径，只能硬着头皮且义无反顾地前行。

　　（二）“入体系”是指要全面融入社科院体系

　　如果说全面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旨在“补短板”，那么，全面融入社科院体系则旨在“强优势”。

　　这是因为，前面一再说到，社科大有别于其他大学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实行科教融合。社科大有别于其他大学的办学特色，就在于走科教融合道路。能否通过科教融合将社科院的科研优势转化为社科大的办学优势，无异于社科大的“生命线”甚至“生死线”。从这个意义上讲，社科大能否办出自身特色、能否实现办学定位以及能否自立于一流大学之林，直接决定于社科大融入社科院体系的水平。

　　问题在于，该如何将其落到实处？

　　全面融入社科院体系，当然首先是社科大要依托社科院所属研究所（院）科研资源办学，通过整合校所（院）科教资源，把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非其全部。除此之外，社科大还要致力于为科研服务，通过推进校所（院）融合发展，把教学优势转化为科研优势，使自身成为社科院体系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全面融入社科院体系而言，这两个方面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科教融合，应当是双向的，也应当是双赢的。既包括以教学融合科研，让“科研人员”转身为“教学人员”，从而收做强社科大的教学力量之效；也包括以科研融合教学，让“科研人员”在“教学相长”中提升自身素质，从而收做强研究所（院）的科研力量之效。双向与双赢相叠加，则既可收教学和科研水平“双提升”之效，也可实现社科大和研究所（院）“双获益”目标。

　　这样说，绝非出于主观臆断。如果说教学相长是一个普遍规律，那么，这一规律便不仅适用于从事教学工作的专任教师，也适用于从事教学工作的兼任教师。如果说讲授一门课程是系统掌握一门学问的最好途径，并且这是一条被高度认同的普遍经验，那么，这一经验便不仅适用于教学人员，也适用于科研人员。

　　所以，科教融合的灵魂和核心要义，在于将社科大和研究所（院）融为一体，形成互为倚重、彼此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只有进入这一境界，科教融合才可真正落实落地，也才能真正做到可持续。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它提醒我们，科教融合固然主要是为了教学、奔着依托科研资源充实教学力量而来，但不能止步于教学。跳出单纯教学的思维局限而放眼社科院工作全局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全局，就会发现，走出一条“科教相济”甚至“科教相长”的科教融合之路，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更为重要的是，它系契合规律之举、切合本义之举。社科大理应以此作为全面融入社科院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当然，说来容易做到难。但除此之外，社科大别无其他路径可选，只能满怀信心地按照这一既定的方略奋力走下去。

　　（三）“一体化”是指要贯通本硕博培养体系，实行一体设计、一体部署

　　作为一所既拥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的完整建制，又致力于培养“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层级研究型人才”且以研究型教学为人才培养模式的大学，社科大本硕博培养方案必须彼此贯通，实行一体设计、一体部署。

　　就社科大学位授权的完整建制而言，现代高等教育规律表明，本科和研究生是具有不同特点和性质的两个培养阶段：前者旨在传授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后者则旨在培养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前者往往围着知识而转，系知识导向；后者则通常围着问题而转，系问题导向。如果说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紧密结合、统筹推进是对具有学位授权完整建制大学的基本要求，那么，在社科大，从本科生跃升至研究生，从知识导向过渡到问题导向，乃通向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必经阶段和完整过程，并非可有可无的选项。照此说来，社科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方案，理应相互衔接、上下贯通，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就社科大的人才培养类型和规格而言，“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层级研究型人才”一般要以最终获得博士学位为前提条件。将博士学位定位为终极性学位，意味着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属于过渡性学位。从过渡性学位到终极性学位，由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实质上是社科大人才培养目标的阶梯式递进过程。照此说来，在社科大，抛开专业学位有其自身特点、可以另当别论之外，举凡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和部署，均应在区分终极性学位和过渡性学位的基础上，瞄准博士学位并以其为终极目标，实行“本硕博一体化”贯通性培养。

　　就社科大的人才培养模式而言，“研究型教学”固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所有层级和所有环节，但作为其最高境界，经历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研究以及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实践洗礼并获得切身感悟，一般要在攻读博士学位层级才能达到。这意味着，在社科大，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研究型教学过程，要全面覆盖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层级。“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层级研究型人才”的培养路线，恰如一场“接力赛跑”，理应以博士学位为终点站，分别本硕博三个“接力棒”加以设计和部署。

　　上述判断的引申意义在于，我们这所大学的人才培养不应是奔着一般性的就业而去的。作为社科大的学生，无论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也无论是否硕博连读或本硕博连读，从其入学的那一天起，都应致力于拿到博士学位。即便中途有转到其他大学继续求学甚或就业的可能，他（她）的人生目标也应该定位于做学问、做大学问，他（她）的培养方案也应围绕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大家、学问大家这一目标而设计、部署。

　　将本硕博三个培养层级作为一个体系贯通起来，实行一体设计、一体部署，虽然并非易事，但这是社科大围绕“强优势”非走不可的一步“先手棋”。早走比晚走好，越早越好。从现在起，就要付之于行动。

　　（四）“一盘棋”是指要将科教资源融为一体，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调配

　　科教融合，说到底，实质是科研资源和教学资源的深度融合。其关键点和要害处在于将各方面科教资源放置于同一个“棋盘”之上，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调配。简言之，就是要实现科教资源“一盘棋”配置。对于社科大而言，这既是“补短板”之举，也是“强优势”之策，更是一场牵动体制机制变革的重大调整。

　　“一盘棋”配置科教资源，至少要具体落实在研究所（院）和社科大两类机构之间以及兼任教师和专任教师两支队伍之间这两个方面。在社科院体系中，两类机构之间也好，两支队伍之间也罢，能否在深度融合中齐心协力下好“一盘棋”，其关键在于能否成为同心同德的“一家人”。只有同心同德，才能齐心协力。只有成为“一家人”，才能下好“一盘棋”。这一牵动科教融合大局的深刻道理，必须讲清讲透。重要的是，要以此为基础，找到一种有利于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一盘棋”配置科教资源的体制机制。

　　两类机构的“一盘棋”配置，绝非借力研究所（院）科研人员从事教学工作、做强社科大教学力量那么简单，其间涉及一系列具体而复杂问题的处理。在体制机制安排层面，瞄准“两个方面积极性”，坚持“双向”而非单向融合、“双赢”而非单赢融合，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至关重要，理应作为着力点和着重点。

　　两支队伍的“一盘棋”配置，绝不限于畅通科研人员转身为教学人员的渠道、以“双向双聘”方式汇聚一流师资队伍。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巧妙的体制机制安排，营造兼任教师和专任教师各得其所、融为一体的组织文化和优质土壤。让两支队伍不仅在教学平台上，而且在科研平台上角色互换，既同台竞技，又互补短长，进而拧成一股绳，汇成一把劲，共同成为社科大教师这一特殊群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起享有社科大教师这一特定身份的认同感、归属感、成就感、方向感。

　　“一盘棋”配置科教资源，科教融合学院体制机制安排系“牛鼻子”。换言之，能否实现“一盘棋”配置科教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教融合学院体制机制安排。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及归属，社科大科教融合学院的组建，既可以实行“一个学院对应一个研究所（院）”，也可以实行“一个学院对应若干研究所（院）”。无论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都须着眼于科教资源深度融合，打通可能存在于研究所（院）和社科大之间、兼任教师和专任教师之间以及学校、学院、教学系各教学管理层级之间的“堵点”。其方向是，让各方面科教资源在“一盘棋”上融为一体，进而形成一种畅通科教资源循环且高效运转的体制机制。这是检验科教融合学院体制机制安排适当与否的基本标尺。

　　应当指出，于社科大而言，“一盘棋”配置科教资源绝对是一堂“必修课”。无论有多艰难，有多复杂，都要坚持修下去、非修好不可。

　　总之，将“两入双一”所涉及的诸多要素拼接在一起作整体审视，可以发现，“两入”和“双一”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们系办好社科大的“一体两面”，须系统把握。具体来说，“两入”强调的是“好”的基础条件，只有“入主流、入体系”了，社科大才是国民教育体系主流中的社科大，才是社科院体系中的社科大，社科大办“好”才有坚实基础；“双一”强调的是“好”的根本条件，不实现“一体化”，不“一盘棋”通盘来考量，本硕博以及研究所（院）、学校、学院、教学系就不在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内，社科大的科教融合就无从谈起，社科大的办学特色就难以充分体现。

　　简短的结语

　　本文围绕社科大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办学方略的系统思索，还是粗线条式的，只可算是开了个头。笔者期望，能以此为基础，在更高的层面上和更广的范围内，将此论题的研究深入下去。笔者亦期望，此论题的研究结论，不仅适用于社科大，而且对于在某些方面与社科大具有相近或类似之处的大学，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本文力图凸显高站位、广视角的重要性。在笔者看来，如果说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别不是智商和财富，而是思考问题的层次，并且这一说法不仅适用于自然人，也适用于法人，那么，在今天的中国，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历史方位，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找准自身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办学方略，是办好社科大以及其他任何一所大学的先决条件。

　　本文的研究自始至终立足于深入研究和严格遵循现代高等教育规律和社科院办现代高等教育规律。两个规律一再提醒我们，一流大学建设也好，一流学科建设也罢，都应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固然等不得，但也急不得。对于年轻的社科大来说，当下最重要的是要安下心来把基础性工作做好，把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办学方略落实落地落细，切忌浮躁、切忌急功近利。

　　大学的本质是教育，必须按教育规律办事。只要瞄准既定的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社科大建设，我们就能不断“强优势、补短板”，就能真正把社科大办出水平、办出影响，办成让党中央满意、让人民放心、让学生家长愿意把孩子送来的大学，就能最终走出一条富有社科大特色的一流大学办学之路。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自信，也应当有这样的担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本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