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西安9月4日电 （记者陆航 实习记者赵立凡）近日，“聚落与社会——新实践与新思考”暨石峁遗址系统考古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陕西神木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国内外聚落考古的新发现”“聚落考古视野下的石峁发掘与研究”等议题，从聚落考古实践，聚落理论、形态、社会行为的新思考等方面出发，对聚落与社会提出新的认识和思考。

　　目前，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领域正处于逐渐从物质文化史研究向古代社会复原研究的转型过程中，研究作为社会单位的聚落是全面复原古代社会的依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赵辉表示，石峁遗址是中国新石器考古的一个焦点，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有着约4000年历史的陕西石峁遗址是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窗口。2020年5月，石峁遗址皇城台这一最新考古发现荣获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表示，皇城台的发现进一步凸显了石峁的历史地位。除了石城、石雕、玉器等发现外，石峁遗址又一次改变了学者对中华文明进程的看法。我们要在更大范围内理解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从而促使学界重新思考西北地区在我国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里头青铜器兽面纹与石峁皇城台石雕具有相似性，皇城台石雕的公共展示为二里头阶段出现成熟兽面纹提供可能。”山西大学考古系副教授陈小三认为，石峁皇城台石雕与二里头青铜器兽面纹具有延续性。二里头青铜器兽面纹的纹样，可以追溯到石峁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通过对石峁遗址与奥库涅夫文化遗址的比较，发现两者在石雕、祭祀空间、建筑布局等细节上有相似性。

　　聚落考古学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之内进行考古学的研究。在调查遗址时，应了解遗存分布整体情况，并调查人为因素对遗址改变的影响，同时排除自然因素对遗址改变的影响。暨南大学副教授郭明建提出，古代遗址历时久，遗迹往往“难以计数”，所以对各色堆积更需要进行“抽丝剥茧”般的耐心解读。这或许是聚落考古将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与周边遗址相比，陶寺遗址镞类制品的生产能力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崔天兴认为，陶寺遗址先民对镞类制品的生产，在陶寺自身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石镞作为陶寺石器生产的主要类型，其分配方式可能发生了较大变化。骨镞在居住址发现居多，因而有学者推测它可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的。

　　延安芦山峁遗址是以四座台城式建筑群为核心、周边拱卫着大量普通居住地点和居址葬墓地的大型聚落。遗址内大部分山坡阳面分布着居址区，大型房址位于靠近山顶位置，小型房址成排分布在山坡中部。在大型房址地面堆积中发现大量弧形筒瓦和槽形板瓦，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能确认年代最早的瓦类建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马明志认为，芦山峁、石峁与陶寺是互有异同的亲缘文化，三者在仰韶时期即为仰韶文化的核心区。

　　“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看待历史、阐释历史的基本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则时刻提醒我们历史具有复杂性。”赵辉认为，开展对古代社会的复原研究，应尽可能地借鉴相关学科关于古代社会的知识和理论，如史学、人类学、民族志、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以及语言文学艺术等，从中获得启发，获得观察、研究和阐释古代社会的新角度。近年来，聚落考古研究充分体现了考古学从物质文化史研究向古代社会复原研究转型过程中的特点——学者们在关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的同时，日益重视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问题。

　　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共神木市委、神木市人民政府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