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初，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Sylvie Briand博士指出，伴随新型冠状病毒的疾病疫情爆发的，是与病毒相关的“信息疫情”（infodemic）的爆发。目前，中国防疫工作还处在“最较劲”的阶段，疫情又开始在全球蔓延。疫情防控仍然不能有丝毫松懈，还要防止各种次生灾害和“信息疫情”。确保信息公开，防止各种网络虚假信息传播，成为防控疫情的一项重要工作。

　　信息疫情并非凭空出现

　　正确认识、理解和控制“信息疫情”，有助于人们配合与响应疫情防控工作。所谓“信息疫情”，是指网上存在过多真假不一的各种信息，人们难辨真假，也不知道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辨别真假，导致人们在需要帮助时找不到正确的指引，可能被虚假信息所误导，从而产生一系列不健康心理和不正确行为。

　　“信息疫情”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出现的原因是人们确实对疫情真相和健康环境有所担忧。当年埃博拉病毒爆发时，也曾有谣言传出。这些谣言导致很多患者不愿意进入诊所接受治疗。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民间传说接触“具有传染性的空气”便会感染病毒，病毒还会在空气中形成“病毒云”。然而，事实上，新型冠状病毒主要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染的，只有较近距离的接触才会被感染。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人们时刻关心疫情动态：病毒从何而起？如何预防？怎样控制？能否治愈？当与疾病相关的信息严重匮乏时，人们对疾病认知不足，很容易形成“信息真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感到恐慌，对各种信息源有无限的渴望，不实信息与谣言便很容易趁虚而入。各种事实、猜测和虚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大量传播，真假混杂的海量信息蔓延开来，铺天盖地的信息在微信、微博、各种公众号上快速发布和更迭，社交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渠道，疫情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传播。这就造成了一种高度不确定的环境，加剧人们的焦虑。

　　病毒感染威胁患者的性命。“信息疫情”伤害的则是公众的判断力与抵抗疾病、战胜疫情的信心，从而影响人们的情绪和行为，甚至贻误战机，影响疫情防控工作。

　　把谣言关进笼子里

　　从人类社会诞生起，谣言就与人类共生存。未经核实、不实的信息的传播，本身就是一种人类信息传递行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各种谣言在网络和手机上大肆传播，有的误导了公众认知，增加了感染风险；有的煽动了公众情绪，激化了公众对政府防控工作的不满；有的夸张了疫情的严重性，加剧了公众恐慌。比如，“喝酒能抗病毒”等。这些谣言，有的是基于生存保障和生命安全的需要，有的关乎公共安全，有的是针对政府防控工作的，还有一些是民众自我想象或自我娱乐而编造出来的。例如，“感冒时需将口罩有颜色的一面朝外”“戴多层口罩才有用”等。还有一些商家和网店为牟利，打出了虚假宣传。这些谣言被高频率讨论、高密度关注、大规模扩散，在各方利益驱动和情绪推动下，呈现出“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新特点。

　　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路透社”，谣言传播呈现多主体、多渠道、快速便捷、裂变式特性，滚动生成“舆论雪球”，加速谣言的生产与传播，呈现了独特的舆情演化趋势。另外，网络用户匿名性、内容碎片化、源头多样性、传播速度快等特征，使谣言在各种媒体的圈层互动下极易引发“谣言风暴”。同时，多样化的社交媒体为信息发布者提供了“在场”参与的机会、扩宽了信息渠道、降低了信息发布的门槛、优化了自媒体的传播效果，使谣言在各种社交媒体“人人相传”“群群相传”，形成各种形态的“舆论圈层”，并不断溢散。当各种自媒体“众声喧哗”时，人们更难识别真相，在匿名、碎片、迅捷、多源的信息流中，很容易出现盲目信任，情感逻辑成为主观判断的主要依据。于是，便有了各种跟风、转发的非理性行为，那些与直觉和情感相悖的事实反而被人们选择性地忽略。虽然谣言传播的利益出发点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极具情感煽动性，从而加速了谣言的扩散传播，扰乱视听，挑动公众恐慌和不满情绪，“信息疫情”逐渐形成。

　　控制“信息疫情”的方式不是屏蔽信息，而是切实了解人们的需求和担忧，根据已有的信息对人们的担忧及时提供专业和权威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公开疫情和防控信息。在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缺席、失语、妄语，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合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精神。因此，面对大数据时代、疫情时期的网络谣言，从源头上减少谣言是根本，在传播中管控信息是关键。

　　防止谣言生成、管控谣言传播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深挖其产生、传播的原因，找到公众的“心理失衡”之处，有效管控和及时消灭网络谣言。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战疫期间全国人民同心协力、众志成城。

　　确保权威信息多渠道传播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国范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事关每个公民的生存保障和生命安全，也考验着政府执政能力与社会治理水平。

　　在新媒体新技术飞速发展、移动网络设备越来越便捷、网络生活日常化、网络表达频繁化的今天，任何对新闻事实“压”“堵”“瞒”的行为，都会成为网络谣言产生、变异、传播的诱因。唯有官方积极主动公开信息，并能通过各种新旧媒体及微博、微信、抖音等新技术平台，多渠道、立体化传播真实信息，充分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才能有效压缩网络谣言的生存空间。

　　风险信息沟通不畅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存在信息传递与发布的结构性阻碍。政府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很容易使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分布不对称，不同种类、不同渠道的信息集中在某些特定的职能部门，各部门之间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信息、资源、数据不能充分、及时共享，从而产生各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甚至责任不明。信息缺乏共享，跨部门之间的信息流动困难，就会影响各部门防控疫情的行政效率，以致有些应该及时公开的信息被拖延不报或不能及时公开。

　　全面、准确地公开信息，既是对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也是防止谣言产生的最有效手段。官方公布的信息越多、越透明，网络谣言存在的机会就越少。官方公布的信息越少、越模糊，谣言存在和传播的机会就越大。2002年11月初广东的SARS疫情，由于有关部门的疏忽，2003年3月、4月之交引发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2019年12月，同样的危机在武汉重演。生命重于泰山，面对着严峻的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当机立断，对当地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大幅度提高政府施政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疫情报告公开和透明，公众和媒体充分了解情况，舆论监督到位，大家就会自觉配合落实防控措施。

　　公开信息的根本目的，是如实公布新冠肺炎疫情的进展情况和防治工作的开展情况，让公众对疫情防治的实际情况有全面的了解和精准的把握，引导公众相信党和国家，服从大局，正确面对疫情，注重自我防护。本次疫情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国务院、各地政府定时召开新闻发布会，第一时间将准确信息传递给媒体，对公民的安全需要、权利保障、情绪舒缓等产生了积极作用。因火神山医院建设而开启的网民“云监工”模式，也非常值得借鉴。接下来，应该继续推动捐赠物资接收、入库、分发的“云监工”和防疫工作协调部署推进的“云监工”等，通过更多渠道，在更大范围内减少谣言的产生与传播。这些值得信赖的传播渠道在信息流通中具有“放大器”的作用，有助于将准确信息更广泛地传播给大众。在疫情期间，政府和专业机构不能等到信息完备时才与大众沟通。要相信公众的判断力、理解力和心理承受力，明确告知公众，哪些情况是科学研究已经证实的，哪些还是未知的，并且基于证据给人们提供保护自身和家人的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随着人口流动不断增加，防控疫情的全球蔓延将是一项迫切而严峻的挑战。新冠病毒的传染能力非常强，目前缺少特效药，还没有有效的疫苗。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世界卫生组织迅速与多个网络平台达成合作，确保可信赖来源的信息能够出现在网络搜索的头条，以保证全世界公众更充分、更及时、更精确地了解疫情真实情况，防止信息疫情等次生灾害。疫情让全世界人民成为一个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