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孟德·阿德拉卡 受访者/供图
纵观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冲突频发、“去全球化”浪潮暗流涌动、某些国家仍奉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世界因此面临新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致力于求解时代之问，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在世界聚焦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本报记者围绕国际秩序、世界经济、中国角色等话题采访了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印度中国研究所副主席、荣誉研究员海孟德·阿德拉卡（Hemant Adlakha）。
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0月16日在北京开幕。不知您是否观看了开幕式，对于大会的召开您有何评论？
海孟德·阿德拉卡：我通过CGTN频道观看了二十大开幕式，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为大会所作的报告。我认为开幕式非常成功，也由衷地热烈祝贺二十大的胜利召开。我对二十大召开的第一反应是，此次大会将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和整个世界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政治事件。关于二十大报告内容，我认为该报告为中国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在内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关系政策等方面描绘了一幅完整的蓝图。
与一些内部政治动荡的大国不同，中国政治制度完善，政治结构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按照五年一次的时间和频率稳步召开。值得肯定的是，二十大报告中完全没有政治沙文主义和民粹民族主义思潮的任何踪影——这是人们在西方国家和其他所谓民主国家经常看到的。
中国共产党对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外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立场告诉全世界，在日益一体化、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不应该有“冷战思维”的立足之地。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与世界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了国际形势。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影响世界格局的实质性要素，但它的确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您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格局及国际秩序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海孟德·阿德拉卡：不可否认的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面暴发引发了一场全球危机，暴露了全球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缺陷。在政治上，世界似乎处于垂直分裂的状态，各国在防治这一流行病的斗争中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战略。一方面，一些宣称所谓“民主”的西方国家选择实施“与新冠肺炎共存”“群体免疫”等政策；另一方面，也有负责任的国家政府，例如中国选择实施有效“动态清零”措施抗击疫情。
“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早在2021年1月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的报告中就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缺乏遏制疫情大流行的综合应对措施，全球已出现近1亿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导致200多万人死亡——这令人十分不安。发展中国家发生感染和死亡的原因大都是缺乏疫苗、粮食和其他必要的医疗必需品；而在发达国家，感染和死亡人数如此之高的原因要么是“以痛偿命”政策，要么是政府“不紧不慢”的做法。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高收入国家及其政府将私有金融机构利益置于全体人民之上，将本国利益置于全球利益之上。报告也指出，许多国家政府一直未能采取全面的卫生措施，包括及早发现病例、追踪接触者、保持社交距离以及限制国内和国际旅行等。
我认为，查明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固然重要，但更应引起人们思索的是如何减少疫情带来的现有及潜在损失。令人痛心的是，这一流行病进一步暴露和加深了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局面。世界范围内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不仅因此失去了谋生的机会，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在今天仍在等待重新就业。相反，过去两三年成为了世界富人的红利期。对于疫情期间“从大众痛苦中获利”的富人阶层而言，疫病的流行可谓十分有利。食品、药品、能源和技术等领域成为这个群体实现暴利的主要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报》：虽然当前世界经济开始复苏，但颓势仍旧十分突出，复苏基础还极其脆弱，尤其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依然面临重重困境。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您如何看待世界经济的未来之路？
海孟德·阿德拉卡：随着世界经济进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第三个年头，全球经济一直在艰难复苏，这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在这种困难形势下，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及一些新兴经济体依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包括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创纪录的债务水平、收入不平等程度持续加深、贫困加剧和失业率不断上升等。可以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正面临着一条不同于以往的艰难之路。最新的媒体报道预测称，随着近几年“市场潜在的消费者需求”逐渐降低，以及全球各地的财政和货币支持措施难以奏效，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1年的5.5%放缓至2022年的4.1%和2023年的3.2%。正如目前在欧洲和美国所看到的那样，奥密克戎变体的迅速传播表明，疫病大流行可能在短期内将继续扰乱经济活动。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分别从2021年的6.3%降至2022年的4.6%和2023年的4.4%。
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言，它们在应对疫情过程中最大的担忧是经济有可能会硬着陆。世界银行预测局局长兼首席经济学家阿伊汗·高斯（Ayhan Kose）说：“尽管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在放缓，但预计到2023年，一些基础良好的发达经济体的总产出可能呈现出回归疫情大流行前增长轨道的趋势。然而，一些中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正在低空飞行——如果遇到逆风，它们在政策方面已经没有多少可以腾挪的空间。这就是我们担心经济硬着陆的原因。”对此，许多专家提出，关键在于扭转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不平等加剧趋势。但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充足的财政资源，对于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在创纪录的高债务时代是难以实现的。这意味着有必要加强全球合作，向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这还意味着各国必须支持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创造有利于促进生产率更快增长的投资环境，摒弃基于霸权主义的小圈子，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庭。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和共同价值。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认为，世界经济面临“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危机”，其中的一个大问题是席卷而来的“去全球化”浪潮。他于2022年3月在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撰写的文章中提出，乌克兰危机标志着“去全球化”的再次加剧。然而，如果“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量也下降，对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真正打击将超过乌克兰危机”。其实，当前加剧的“去全球化”趋势既不是疫病大流行也不是乌克兰危机造成的结果，而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步履蹒跚，而国际社会又尚未找到“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之替代途径的结果。
一方面是不断衰退的西方经济，另一方面是国际社会开始寻求全球化的新路径。由于无法扭转经济持续下滑的局面，美国开始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的强大势头，也感受到俄罗斯政权的巩固加强。中国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受到许多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国也加强了与周边中亚和南亚国家的联系，以及与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联系。此外，成立于1997年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已经成为比世界经济论坛更为重要的亚洲、欧洲商界和政界领袖论坛。在此背景下，美国也开始面临许多压力，这种压力出于它无法维持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而产生的“战略焦虑”。疫情前，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以及北约持续东扩而引发的俄乌冲突，都是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为缓解自身焦虑罔顾他国感受而导致的结果。斯里兰卡等国的事态发展可以被理解为对目前不公正、不公平的国际秩序的反映。因此，当今世界上许多地方正在产生一种新的愿望，试图寻找一种替代西方形式的全球化，但这不一定是对“全球化”本身特点的反对，而可能意味着一个不再视华盛顿或布鲁塞尔为中心的新型全球化平台将逐渐形成。
坚持多边主义 提升全球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经说过，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了严重打击，金砖国家需要加强合作。事实表明，金砖国家的互信与合作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得到了加强。您认为中印同为金砖大国，在增进金砖国家互信与提升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海孟德·阿德拉卡：的确，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除了忙于国内事务的巴西之外，金砖各国——无论是作为一个集团整体，还是以成员国的单独身份——很早就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伸出了援手，提供了医疗、食品和资金援助。疫情大流行发生后，世界卫生组织和若干主要国际组织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缺乏大规模疫苗供应的状况深表担忧。世界卫生组织也曾敦促富裕国家提供资金，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新冠疫苗、治疗药物、检测项目等，并着手启动了ACT-Accelerator（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COVAX（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等项目。这些措施的确有助于填补发展中国家的疫苗供应缺口，然而，仅凭这些措施是不够的，特别是在需求远远超过供应的情况下。人们日益担心的是，在所有国家都真正认识到“除非人人都安全，否则谁也不安全”之前，这一流行病仍然可能继续蔓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形势也可能更加艰难。这将加剧全球不平等，延缓全球经济复苏。
在此背景下，印度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新兴经济体和金砖国家成员，扮演着“全球药房”和“抗疫硬件供应商”的积极角色。特别是中国，除了在国内成功控制疫情外，还向全球热点地区大量提供口罩、手套、鞋套、检测试剂盒和疫苗，帮助许多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民众走出了困境。这一切都证明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重要性。
金砖国家早在2021年就集体发声，表示坚持多边主义并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主导作用。有学者研究表明，尽管金砖国家各成员国实施了不同的新冠肺炎疫情干预措施，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疫情遏制战略远比印度和南非采取的“中间战略”以及巴西和俄罗斯实施的“缓解战略”更有效。因此，我们有必要强调中国作为金砖国家中的领先经济体的榜样作用。金砖五国中，中国的经济架构和体系最为稳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一直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向其他金砖四国提供援助。金砖机制能够持续展现韧性和活力，金砖合作取得良好进展和成果，与中国的贡献密不可分。
中印同为世界人口大国，同为巨大体量的新兴经济体，同时也是相邻的两个大国。近年来，双方在经贸合作、人文交流、高层交往等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外交立场上，两国有诸多相似性。中国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间相互尊重，以实现各方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无论国家大小、强弱、贫富，中国支持各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同样，印度也实行保持国家“独立”或“自治”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两国都致力于努力修复全球治理的现有缺漏，中印所代表的金砖国家无疑将在有效提升全球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减少“中国依赖”不可行
《中国社会科学报》：之前您分析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困境。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艰难的情况下，中国仍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对此您怎么看？
海孟德·阿德拉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不仅以年均9%的速度持续增长，而且中国成功地使数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GDP增速保持在6.5%以上，摆脱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增长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在于，尽管中国早期的成功是基于投资、低成本制造和出口，但中国迅速克服了之前增长模式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的挑战。此外，与许多未能在快速增长的经济模式之间取得各方面平衡、无法弥合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大型新兴经济体不同，中国实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构性转型，从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向“制造业+消费”为主的模式。
此外，中国通过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合作和援助，对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我认为，中国在调整结构改革方面具有很大的韧性和灵活性，这为更加平衡的高质量增长注入活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独特的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全球经济：减少“依赖中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行的》，可否介绍一下您文章中的主要观点？
海孟德·阿德拉卡：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生产供应链。任何国家，包括美国，都无法让自己的经济与中国脱钩。宏观数据显示，中国吸引外资的规模与增幅处于领先地位，势头十分强劲。在西方主要经济体遭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打击的年份，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不降反升。例如，2021年流入中国的FDI总额约为173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约20%。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22年第一季度全球FDI最大的流入国是中国，2022年前8个月流入中国的FDI总额同比增长16.4%。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内曾不断采取咄咄逼人的贸易政策，试图将“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周边国家制造”，一些西方国家也企图将其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和印度。最近，一家领先的合同制造商对《南华早报》表示，“在越南和印度等国建立制造能力的关键激励因素是关税的降低。然而，‘越南制造’或‘印度制造’永远不能取代‘中国制造’，只能作为‘中国制造’的延伸”。印度媒体援引行业专家的话说，虽然一些智能手机和科技公司在中国以外建立制造基地，但这个过程“不是转移供应链，而是复制中国的供应链”。在回答印度能否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问题时，印度金融报纸《铸币报》的一篇报道称：“印度对中国有很强的依赖性。印度出口增加值的1/4以上来自中国。过去20年里，印度在许多领域对中国的依赖不断增强。”
如今，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心逐渐从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尤其是向亚洲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但正如肯尼斯·罗格夫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崛起并不是“海市蜃楼”，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也不仅仅建立在庞大的人口规模上。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决策层。我相信，中国正在通过自己的发展壮大惠及全亚洲甚至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