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式治理通过整合数据、算法驱动以及精准施策，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规范和约束着共同体与个体走向善治，对于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前，人工智能、5G、云计算以及元宇宙等新技术不断推动着计算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与国家治理范式转型。计算社会科学研究在国家治理实践中也塑造了一种新的治理形式，那就是计算式治理。计算式治理是伴随着大数据和算法技术成长起来的，它首先是对客体的计算式治理，这些客体既指代一切有形的装置和器物，又涵盖虚拟空间的一切关系和事务；其次是对自身算法的治理，建立在算法和软件程序基础上的技术治理既强调对计算的应用，也强调对算法代码的规制；最后是基于计算思维的治理，将计算思维运用到现实治理过程。总之，计算式治理通过整合数据、算法驱动以及精准施策，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规范和约束着共同体与个体走向善治，对于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计算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议题

　　智能时代的到来和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得学界普遍开始思考新兴技术给传统学科带来的变革与创新。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逐渐将计算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融入研究中，范畴涉及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传播学和体育学等多元学科，进而为学科发展发掘新的理论资源和交叉研究成果。在此背景下，计算政治研究成为计算社会科学领域的新焦点。

　　计算政治研究一方面拓宽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议题，促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算法政治”。一是计算与国家能力的研究。加布里·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就指出，国家能力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在其环境中的总体绩效，计算能力越强，政治系统就运行得越好，国家能力就越强。当前，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超算、量子计算领域展开竞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竞争。二是计算与国家安全研究。国家安全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国家安全领域有很多与计算高度联系的议题。特别是在数字资源日益重要的今天，网络空间的攻击和入侵、金融系统的风险应对、极端气候变化预测、传染病的监控、军事领域的算法和算力支撑等都是国家安全和计算领域的重中之重。三是计算与选举预测研究。选举预测一直以来都是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美国很多咨询公司根据搜集的信息情报对总统选举或者议会选举进行预测，甚至对领导人的民意支持率也进行计算和测量。近年来，国内也出现一些机构对国内外重要政治事件进行预测。四是计算与政策社会实验研究。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政策试点成本较高或者风险较大，治理主体可以借助计算机仿真和模拟社会实验等，检验评估相关政策的成效，从而更好地进行修正并运用到治理实践中。

　　另一方面，计算政治构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生态，实现“算法治理”。计算既作为国家能力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件而存在，又作为一种关键的技术贯穿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生态塑造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计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虚拟世界的简化，各种治理要素和政治社会系统最终都会作为一种动态或静态的图像呈现在公众面前，国家治理主体可以围绕数据和算法对现实空间进行治理和建设，实现权力在场。计算给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了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国家治理不再简单地依赖统计数据和全样本数据，对小数据同样高度关注。可以说，既重视“国之大者”的宏观把控，也重视微观层面的精细化治理。二是不再执着强调公共事务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积极探索不同社会事实间的相关关系。三是数字化转型成为大势所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向数字化、指标化转变。治理自身也变得可量化，通过对不同治理指标进行打分，评估出治理绩效。

　　以善治保障人民美好生活需求

　　在数字技术和计算的双重驱动下，日常生活日益向数字化转变，社会行为和活动都变得可量化和可计算，“慢慢地积累所有数据，直至在计算机数据库中形成一个‘人’”。由此，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可称之为“算法社会”。在算法社会中，计算式治理突破了“场景地理”界限，实现国家治理对“虚拟现实”和日常生活的双重渗透。

　　信息化的发展带来的“数字鸿沟”正使越来越多的数字弱势群体被算法社会忽视和抛弃。例如，很多高龄民众由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而无法购买火车票或者网上购物。此外，元宇宙概念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高度数字化场景的新视角，但是个体对虚拟空间乃至元宇宙的重新“嵌入”又可能带来人的异化。因为，与物理空间相比，数字化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影响更加复杂而深刻。因而，计算式治理要在重塑治理方式与权力结构的基础上，推动数字空间中的关系变革，并以特定方式和手段将日常社会生活中各种要素整合起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善治目标。

　　就国家治理转型和日常政治生活实践而言，善治的价值追求是计算式治理的指引。在算法时代，社会公众在新兴技术的帮助下从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参与，从间接参与转变为直接参与。以“十四五”规划为例，政府在编制过程中，计算式治理巧妙地将国家、社会和民众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以计算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了一个互相靠近的关系交流平台，国家可以凭借强大的权力和技术资源穿透社会，社会上不同的行动者也能够在技术的支持下拉近与国家的距离，参与公共决策和国家治理实践。另一方面，国家通过算法采集和分析散布于日常社会的各类数据，将这些数据简化为社会图景，从而根据数据调查情况提供精准治理与公共服务；社会利用技术反过来适配治理模式，对政府进行云监督和问责。总之，计算等新技术为治理主体赋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时为人民群众赋权，促使其更好地参与日常政治生活。

　　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性

　　在中国，计算式治理的核心是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在计算式治理的框架下，国家治理主体尝试以可计算、可预测的方式解决一切治理问题和难题，并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于国家治理整个过程，它既是价值追求也是实践目标。为此，基于计算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适时做出调整与变革，确保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作出灵敏反应，进一步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性与回应性。

　　一是要从全过程人民民主出发进行计算展开。在当代社会，计算的制度调节着个体或者社会组织的行动节奏。这需要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参与有所预测和分析，从而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从国家治理角度来说，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最广泛地参与社会治理、参与管理国家事务，通过民主协商不断吸纳不同群体的智慧，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数字技术和计算范式不断更新的情况下，对全过程的数据采集和研判，更好地把握社情民意，刻画和建构民主运行的数字轨迹，方便民众对权力的监督。

　　二是要尊重人民群众自主计算安排。德国当代技术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拉普（Friedrich Rapp）认为，“技术并不是独立于物理过程和个人及社会生活的自我封闭的事务”。社会计算是可以调节和控制的，计算式治理也不能以同一化、标准化的数字去衡量治理过程和客体。这就要求注意分析个体或组织计算安排、参与、治理的意愿，尊重人民群众的选择。因而计算式治理要避免计算的理性缺陷，对于那些难以进入计算系统的民众和社会事实，要留够适应时间和参与空间。

　　三是加强计算的科学规划与正反馈。相比传统的管理模式，计算式治理更加强调国家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也强调社会民众对于治理的回应性和绩效评价。当下，精细化已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然要求，推进精细化治理必须将计算、算法以及大数据、小数据等诸多要素考虑在内。因而，有必要充分评估计算的价值和功能，科学有效地规划与运用计算，严格遵循计算的信度和限度，提升国家治理的创新性与协同性。进而言之，精细化治理是建立在对民众需求和难题及时回应的基础上。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20JZD05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