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活动作为人类基本实践活动，与人类的进化过程密不可分。从人类进化史中可探究出技术的演变痕迹。同时，技术演变史也反映出不同时期人类生存状况，以及人与自然的交互程度。人类思维与技术发展在整体上呈正相关态势，从时间轴线来看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远古、古代、近代与现代，其对应特点可以归纳为发明创造偶然性、技术简单实用性、科学复杂高效性及人机交互有机性。21世纪以来，伴随着技术网络的指数级发展，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特征是，呈现出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多领域高度融合。其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尤其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的有机融合，更是呈现出横向面积广、纵向深度大以及整体速度快的特点。在新型技术发展体系下，人类的思维导向也随之更新。在此背景下，基于技术哲学视域，可以发现人类与技术呈协同发展的生态位走向。

　　技术本质

　　多年来，技术哲学已经历了“经验转向”与“伦理转向”两次进路调整。随着技术发展及其进程不断深化，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提出了道德物化理论（Materializing Morality），尝试为第三次转向寻找新路径。以此为基础，探究技术的本质与技术进化模式，透析技术内部“黑箱”运作机制、厘清人与技术间的交互模式，成为当前有必要进行探索的一项任务。

　　我们可以从人工自然的角度认识人类的技术活动，以时间为发展轴线进行对比分析，以技术成果的演变为研究思路，倒推分析不同技术手段的处理差异下人类思维的进化过程。人类思维的更新带来技术手段的更新。同一技术通过多途径思维模式的运用，可产生多结果产出。因此，关于技术的运用，人类思维模式走向对技术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人类思维通过实践运用技术，可视为变与不变共存的状态。

　　一方面，不变的是人始终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对天然自然进行人工化的过程中，总会遇到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要想解决问题，就需要再探索，再探索则需要从理论知识层面进一步分析解读，进而形成一种螺旋上升的递进过程。无论技术水平怎样发展，新技术都是在现有技术水平基础上发展的。因此，可以将技术的发展视为一种自我革新。无论是简单技术还是复杂技术，都是在应用一种或几种现象之后乔装而来的。技术就可以理解为是对那些被捕获并使用的现象的人为有目的的一种编程，是人为了实现主观目的而设计的一种实现途径。

　　另一方面，变化的是随着人类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探索，新技术不断产生与更替。若将技术视为一种模块化结构，就可以进行功能性分组，从而技术也就拥有了组合和递归的特征。组合是产生新技术的一种潜在来源。根据阿瑟（W.Brian Arthur）的观点，如果新技术会带来更多的新技术，那么一旦元素数目超过一定阈值，可能的组合数就会爆炸性增长。随着新型工具的不断产生，人类对自然的驾驭能力也不断加强，从改变自然到改变人本身成为赛博格，人造自然的范围和交叉性不断扩展。但是，这样也无法改变自然的不确定性。

　　我们需要运用技术在满足人类思维探索欲的同时，寻找到各自平衡的生态位，与自然融为一个相互切合的整体。技术的本质就是人类实现与自然和谐融合的一种手段。

　　认知科学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感官知觉能力、协调过去与现在感官印象能力、生物体能力及环境要求，成为协同过程的四个重要要素。大脑对于技术进行风险评判，将可能发生的相关事件的概率性进行预估，产生目标体的心理预期，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担心。同时，大脑逐步进化为通过所处环境中的小群体取样，来推测或评估即将产生的相应情况。而且，这一些评估判断都是在无意识的条件下进行的。

　　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 Christakis）指出，当前社会呈现大连接的局面，不只有人人之间的连接，人与信息、人与自然同样呈现可感知、可量化的程度。将进化放置于社会环境中进行论证，认识大脑的智力与能力，一般情况下是为社交需求而进化，并不是为环境的复杂性而进化的。“社会脑假设”认为，我们思考的根本原因与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嵌入性有关。科斯林（Stephen M. Kosslyn）将技术下的互联网手段视为拓宽了个人社会假肢系统的范围，是一个存储着大量思维成果的巨大智库，不断进化的互联网以及互动元素正让其更接近人类的交流模式。思维与行为的同步化有利于群体的能动性创造，即整体效益大于个体效益之和。技术的发展实现了无间歇的实时交流，进而平衡了群体思考的窄化效应，增强了群体思维的一致性。

　　工具的出现可以被视为人类思维与技术的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实体产出形式，这是生物与环境间的协调过程，也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变革性基础。同时，学习过程不仅是试错的过程，也是分析积累的过程。新工具的出现拓展了人类的思维认知范围。从技术操作简化与虚拟化偏向出发，人类的自我与本我被进行了相应区分，打破了人类位于自然进化过程中“类”的同一性划分。新奇的人造物从平淡无奇的社会环境中也同样可以像生物进化那样，自然而然地涌现（emergence）。

　　从某种角度上讲，技术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也可以说是一种进化过程（evolutionary process）。如果将生物学中拉马克的遗传系统视为技术进化的隐喻与模型来源，而将达尔文式的生物变异与选择思维加入技术进化过程中，以此比较技术进化与生物进化的异同，可以发现，生物中的遗传、变异、选择等现象与技术进化中的现象是可以相类比的，但是技术进化相比于生物进化更为复杂。这可能是因为，受到社会的复杂环境因素影响而产生相应的结果导向，同样适用于多元复杂系统和普适性组织原则。

　　控制论

　　从控制论视角解读人类思维对于技术认知、应用实践及创新发展源动力的理解，并以技术控制为导向，基于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技术控制，可以解释人类由技术自信走向技术恐慌困境的缘由。技术发展机制拥有自身的结构与内在张力，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探究。其一，可以就技术自身的发展过程，从阿瑟的技术自主论出发，探究技术自我创生的过程。其二，可以关注技术与周围环境的协同进化，并将这种协同进化机制放置于人类实践活动中考量。

　　从卡普（Ernst Kapp）提出“人体器官投影说”基于人类思维的应用性延展过程；到德韶尔（Friedrich DesSauer）认为技术发明是人对问题设定后的一种解答，并认为技术在本质上区别于工业制造，是一种带有思维的创新性活动；再到哈拉维（Donna Haraway）将赛博格视为人类新形象的杂合体存在方式——由此可以看出不同技术背景下人类思维注意力分配的变化。对于技术的构思运用，随着不同程度的技术隔离，逐渐回归技术的本真性。以人和技术作为主体与客体放置于社会语境的整体环境下，这一协同机制将会产生不同的应对状态。当主体适应客体时，社会环境将适应客体而进一步发展；当主体客体在发生进度出现不一致现象，此时主客体的矛盾将产生，主体对客体的认知体验度降低，客体的发展也会出现两种形式的发展走向，即顺向与逆向并存。人的思维在技术的发展走向下，也会产生相应生理与行为上的变化，即技术自信与技术恐慌并存的状态。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对技术的掌控增来越强。但在技术解构的过程中，恐慌也随之增强，进而技术发展就产生了相应的限度问题。从技术改变人类工作的思维模式开始，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思维的创新方向。正如时间固定了人的生活模式一样，现有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固定了人的创新范畴。在社会语境下，与技术对应的伦理限度、生理限度、认知限度以及技术本身的发展限度，都成为人与技术协同进化过程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现实意义

　　从现实意义上看，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呈现一定程度上的正相关性。技术决定了人改造自然的形式与方式。随着人类在数字技术与生物技术上的新突破，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多领域融合的趋势。类似于科学当前呈现出的复杂性范式，技术结构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化，高技术范畴中的具体技术也在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更新。对此，技术哲学也会随着研究对象的更新有新的进展，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指导也会发生多视角转变。尤其是当前神经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更是为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机会与挑战的双重性特征。

　　那么，基于技术本身与非技术本身两方面来看，人类对于技术发展规律的把握，出现了对技术影响因子的技术内部运作与社会外部环境分析两种解释途径。不过，一切技术理论解释的归宿都是实践。无论从人的思维模式上，还是从技术发展路径选择上，技术进化模型的构建，对于人类在实践中分清主次、寻找解决方法以及把握技术的整体概念，都有一定借鉴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预控实验方法研究”（22BZX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