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1913—1993），安徽休宁人，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世界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193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41年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肄业后，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主修政治思想史，1944年、1946年先后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47年回国，任国立武汉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副校长、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史学会第三届主席团成员、中国上古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副主编。

　　吴于廑学养深厚，视野开阔。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南，在世界古代史、历史比较、西方史学等方面多有建树，在世界史教材建设与世界史理论体系探索上成就显著。先后编著《古代希腊和罗马》《外国史学名著选》《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等，合作主持编撰两部全国性权威教材《世界通史》与《世界史》，撰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前文“世界历史”。他发表的《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等论文，对其审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整体世界史观作了系统阐述与规律总结，在中国史学界具有开拓性、前瞻性的意义与影响。他为中国世界史学科建构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了突出贡献。

　　近年来，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抚今追昔，我们时常回眸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与开拓者，缅怀他们彪炳史册的学术业绩。吴于廑就是其中一位让人景仰的前辈，他以“整体史观”为这一学科作出的重要贡献，至今仍浸润史坛、嘉惠学人，值得史学界认真总结与借鉴。

　　世界史学科的前景构想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缘起于近代以来对西方史学的借鉴，但严格说来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1949年前，各大学历史学系开设的是西洋（欧美）史及东洋（日本）史等课程，研究领域十分狭窄，在史学界毫无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为培养所需人才，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进行了大调整，世界史学科得以“呱呱坠地”，同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其的指导地位，正式成为具有独立学术身份的学科。这一形塑借鉴了苏联史学界的学科体系，按照唯物史观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纵向划分成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段，形成四个前后衔接的断代史分支学科，也有个别院系按照地域划分，另外设置了地区、国别史这一分支学科。当时，欧美史学不断演化与发展，其影响也波及苏联史学，新兴的中国世界史学科究竟向何处去，如何规划自己的学科前景，始终是国内史学界面临的重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国内开启改革开放之际，这一学科建构的问题更为凸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吴于廑一直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方向十分关注，进而提出了富有时代特色与学术前瞻性的科学构想。

　　深层学术反思是吴于廑学科构想的前提。在《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等论文中，他通过细致的学术史梳理指出，古今中外的史学家都曾为各自已知的世界撰写“世界的历史”，但近代以来，各大陆之间不再相互闭塞、隔绝，人们已知世界和客观存在的世界之间已无差距，史家开始撰写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史。他指出，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对国内颇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引进苏联有关世界史的著述，虽说也力求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但其中也因袭了西方史学的某些方面。为了展望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前景，需对“影响我国世界史学科既成状态的近代西方史学作一回顾”，以便鉴往知来。由此，他对朗克为代表的“批判史学”以及西方的“浪漫史学”和“民族史学”的价值与缺陷都做了深入剖析，对后来西方史家突破政治史范畴展开各种专门史的探讨反复审视，从中吸纳其考量“社会整体”的学术营养。他更将视野投射到西方人18世纪以来有关撰著“世界历史”的趋向，既看到其中涉及“世界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之理路的价值，也指出其局限性，即“认为欧洲是世界历史的中心”，“世界史就是各国历史的总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对西方学界“全局考察”历史的动向作辩证分析。在他看来，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虽存在缺陷，但却预测“世界之经济关系将混合于一种制度之下”，具有“超越地区、国别的界限”的全局眼光。而“形态学派”的主要代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著作，虽然对人类文明演进的研判带有命定色彩，但却突破了西欧的地域局限，“具有从世界全局考察人类历史的思想”。受其影响，后来的史家巴拉克劳夫在其编撰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与论文集《变动中的世界》中所展示的整体世界观，就“抛开了欧洲中心论，为西方史学重新定向”。

　　通过多层次的学术反思，吴于廑强调，西方以及苏联史学的观点，对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自有值得借鉴的价值，但从世界史这门学科的发展来说，也需要有所开拓、有所跨域。要建构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就必须克服那种“把自己生长于其中的国家与地区视为世界中心”的错误观点，因为这势必拔高、美化某一地区和国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是把世界史看作是国别史汇编引进来的一种症候”。同时，世界史不宜只讲或主要讲解客观规律发展的统一性，国内史学界多年来讨论的“典型”“非典型”“发达的”“不发达的”等问题也涉及多样性，但都是“以多样性补充统一性”。这类对世界史的看法其实仍然未脱离18世纪以来西方已有的看法，即世界史是各国历史或各文明历史的总汇。

　　在批判借鉴以往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吴于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南，以“整体史观”对中国世界史学科提出科学构想。他指出，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世界史，其主题需是探索和诠释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恩格斯也强调了近代生产方式、交往对各民族之间原始闭关自守的打破与其相互间自发形成的分工的消解，推动“全世界历史”的形成。这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由原始的彼此闭塞的人群的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世界史学科应当把研究这一过程列为其主要任务，聚焦于逐步突破闭塞这一“历史的横向发展过程”。因此，世界史学科的建构，必须打破其囊括一切国家、民族、地区的历史的包罗无遗的旧框架，成为一个有限定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分支。有鉴于此，吴先生在其所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世界历史”部分，为世界史学科下了一个完整定义：“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从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同时他强调，这一学科的建构，必须充分借鉴19世纪以来西方的批判史学与国别史、专门史的成果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成果，既要有开阔的视野，也要做深入的具体问题研究，切忌高谈趋势或潮流而无视个案乃至细节。他对这一学科前景更是充满殷殷期望，并深情比喻道，“譬如初春季节打开窗户，从窗口遥遥看到绿意渐浮的树色”。

　　呕心沥血主编世界史教材

　　在以“整体史观”揭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前景时，吴于廑也将这一构想积极融入相关教材的筹划与编撰之中，并为之呕心沥血，耕耘不辍。

　　我国世界史的教材建设经历了一个对外借鉴与独立建树的过程。在学科萌芽孕育之初，国内编译、编撰了西方与日本的西洋史、东洋史教材，或撰著欧洲史、世界近代史乃至世界通史。这些教材大多贯穿了“西欧中心论”，缺乏对世界历史整体认知的知识体系，且未在国内通行。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史学科甫一成立，就面临缺失合适的通用教材这一问题。为解决“无米之炊”的窘境，史学界纷纷编译苏联的相关史著，其中以1959年起开始翻译苏联科学院的多卷本《世界通史》为典型。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尝试自主编撰教材或讲义。不过，总的来看，正如史家所言，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史学界“言必称苏联史学”，世界史课程大都还是采用苏联教材。

　　为了适应世界史知识体系贯通的教学需要，根据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会议决定，吴于廑与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共同筹划、主编了《世界通史》四卷，集聚了当时国内世界史学界的知名专家参与撰写，并于196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配套的多卷本史料集《世界史资料丛刊》相继编译完成。这部《世界通史》的整个框架仍未脱离苏联教材窠臼，但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人类起源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而且突破了西方“欧洲中心论”的藩篱，加强了亚非拉部分的内容，增加了中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的章节，比苏联教材有所改进。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世界史学者首次编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世界史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堪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之作。该书出版后数次修订和再版，印数多达40万册，对我国世界史人才的培养乃至相关知识的普及深有影响、功莫大焉，被学界习称“周吴本”。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工作打开新局面，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一大批欧美国家建交。为了解世界，毛泽东同志发出“学一点世界史”的指示，人民出版社将《世界通史》四卷再版发行。

　　改革开放的开启，为中国知识界带来了思想解放与学术开拓的春天，编写一部适应时代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通史，开始成为史学界的强烈诉求。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基于早就萌动于心的“整体史观”，吴于廑率先发出重新编撰世界史教材的呼声。1978年，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他作了题为《关于编撰世界史的意见》的发言，剖析了苏联《世界通史》的弊端，强调“世界史并不等于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要以“整体史”的眼光，“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初步提出了整体世界史的思想和理路。他强调，“我们要编写一部新的、具有特色的世界史，首先得破除自古以来的各种中心论，必须树立以世界为一全局的观点，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在他看来，“世界史的编写离不开国别史、地区史以及各类专史”，离开后者，世界史的编写就会失去必要的依据，“但是必须看到，世界史并不等于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那实际上是割裂、肢解了世界史”。1979年底，吴于廑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举办的世界史学术会议，参会的百余名代表就编写世界通史应具有“贯穿全局观点”展开热烈讨论。在其后的十余年中，我国学者不断展开新的世界史教材编撰的尝试与开拓，吴先生更是将其“整体史观”付诸实践。

　　1986年，受国家教委的委托，吴于廑与北京师范学院齐世荣教授共同着手主编新的高校世界史教材。他以高龄抱病之躯竭力为之，召集国内久负盛名的世界史专家参与，每每与他们进行反复的沟通与商讨。他甚至不辞辛劳，对成稿较早的“近代史编”的开端部分提出重要修改意见，拟出若干章下面节和目的标题，并提示重点内容，还就初稿的诸多表述做了细致修改，可谓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更让人感叹唏嘘的是，1993年4月9日，在武汉大学为该教材举行的编要扩大会上，吴于廑仍不顾病重体弱到会，在发言中突发脑溢血，不幸猝然辞世。

　　经过吴于廑先生、齐世荣先生与诸位专家的不懈努力，这套六卷本的《世界史》在1992年至1994年先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齐。该书以吴先生的“整体史观”为基本学术理路，突破了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致力于用自身的理论和话语来表述，体裁完备，内容丰富。它以宏阔的视野审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勾勒出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轨迹，尤其注重各地区、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横向交往与联系，并将中国纳入世界历史叙事之中，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揭示人类历史演进、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套被学界习称为“吴齐本”的《世界史》，为我国高校的世界史人才培养提供了知识体系完备且颇具开拓性的跨世纪教科书。该书一直为各大学历史专业所选用，还被指定为全国研究生入学统考参考书，也是社会读者学习和了解世界历史的首选书。

　　致力建构世界史理论体系

　　在学科构想与教材编撰的过程中，吴于廑更致力于世界史理论体系的建构，并将之与前两者有机整合起来，期以开拓世界史研究的学术新路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注重探讨古代世界史与史学史，成果频出。随着学术反思与研究的拓展，从70年代起，他逐渐将精力聚焦于中国世界史理论体系的探索。他以“整体史观”为学理框架，进行大跨度的专题比较，焚膏继晷，笔耕不辍，相继发表了诸多视野宏阔、见解深邃的学术论文，其中包括《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等。同时，他还撰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的“世界历史”部分。通过不懈的努力开拓，建构起中国自身的世界史理论体系。

　　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吴于廑在中国史学界首次提出“从孤立分散走向联结整体”的世界历史理论。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世界历史”条目中指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和横向的发展进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来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社会进步固然存在多样性，但大多都体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性。“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密切联系，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过程而言的。”即是说，人类在史前是分散的点（部落或村落），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各点之间极少分工、交换和交往，横向联系几乎没有。在生产力发展和阶级社会形成后，具有相对地域范围的国家间有了不同形式的交往，但由于农耕经济的自给自足，分工和交换有限，生产没有超出自然经济范围，各地区、各国、各民族间仍处于相对隔绝、闭塞的状态。只是到了15、16世纪，伴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创生、新航路开辟与海外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形成，长期存在的人类闭关自守的状态才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打破，整个世界才逐步形成“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一体”，世界历史“直到这时才真正开始了它的存在”。吴先生还强调，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之间是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横向发展须与纵向发展相适应，但又能促进和深化纵向发展。物质生产既是推动纵向发展也是推动横向发展的决定力量。“不达到较高的物质生产水平，没有程度较深和方面较广的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历史就不会是“联系密切的、结为一体的世界历史”。吴于廑尤其重视15、16世纪的巨大变化。在为论文集《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撰写的前言中，他认为“这两个世纪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重大转折”，世界性的海道大通与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渐次席卷世界，对各民族间封闭隔绝产生有决定意义的突破，世界逐渐联结为一体，“研究这两个世纪变化的各个方面，是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的一个必要的开端”。

　　以“整体史观”进行多层次、广角度的比较考察，构成了吴于廑这一世界史理论体系的有力支撑。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一文中，他深入解析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发展轨迹，将欧亚大陆划分为自西向东、大致平行的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并通过解读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三次大冲击，揭示出彼时相对孤立闭塞的世界各地区的大范围的横向联系。他指出，这些冲击无疑对农耕世界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但从世界历史的全局来看，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进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而且游牧民族逐渐融入农耕文明也是历史发展的标志。而对农耕世界如何孕育新的社会突破尤其是整体“世界史”的形成，吴于廑的《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等论文，则对历史上的农本和重商做了细致解析。在他看来，亚欧大陆的东西方的封建农本经济都重农抑商，都是狭隘和相对闭塞的自足经济。但在西欧封建社会，商业和城市经济由封建农本经济的附庸发展为它的对立物，促使它转向商品经济，并导致重商主义兴起、新航路开辟与海外殖民肇始，最终酝酿出工业革命。由此，西方资本主义形成并向世界各地扩张，东西方彼此闭塞和新旧大陆完全隔绝的状态随之先后被突破，历史也就日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对于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基本特征与历史轨迹，吴于廑聚焦于梳理西方工业文明在世界的扩张及其影响。他指出，在最近数百年中，人类经历了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为主线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局限于西欧一隅的西方工业文明，最终突破了人类社会农业文明长期形成的限制，进行了迅猛的世界性扩展，进而导致全球性重大变革。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中的“世界历史”部分，吴于廑还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提出独到见解。在他看来，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始，“就出现了一个与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相对立的，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消灭阶级剥削为特征的，方在新生阶段的社会主义工业世界”，这两个世界正在逐步形成“对抗转向对话、并存和互相竞争”的局面。在生产、分配诸方面合理地满足人类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应是“世界历史的合理未来”。工业化起步晚、水平低的社会主义世界只要进行改革，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就有可能赶上和超越西方，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让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国家日益形成对自己的制度认同与融入。

　　吴于廑的世界史理论体系，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用“整体史”的诠释，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藩篱，创造性地论证了人类历史从孤立分散走向世界一体的进程，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世界史体系探讨的“最为突出”的成就，标志着“世界历史新理论在中国兴起”。

　　吴于廑曾把他要探究的宏观世界史比喻为“长卷的江山万里图”，尽力在世界史的学科构想、教材编撰与理论体系建构上清晰展示这幅画卷的根脉、主轴与景象，并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下，年轻的中国世界史学科在建构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上仍存在不少问题，尚有许多工作要做。而吴先生留下的丰厚学术遗产，也将不断地赋予我们继续攀升的自信与动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