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熟悉一个哲学史上的故事：1889年的某天早晨，尼采在都灵的广场看到一匹老马正被马车夫鞭打。尼采突然冲上前去，抱着马的脖子痛哭流涕，随即瘫坐在地、精神失常。同一年他就住进了精神病院，终其一生都再未完全康复。实际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中，就有类似的一幕：主角拉斯科尔尼科夫梦到了老家的醉鬼们将一匹拉不动车的瘦马虐待至死。尼采读到过这部小说，而且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称赞为唯一让他受益良多的心理学家。
当尼采哭泣
一些心理学家或许不忍见伟大的哲学家凋丧沦落，故而为他安排了另一种命运。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荣誉教授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就曾有此尝试，在他的《当尼采哭泣》一书中，与弗洛伊德亦师亦友的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布罗伊尔（Josef Breuer）试图通过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借助“谈话治疗”（the talking cure）来救赎尼采。布罗伊尔先是对尼采的超人哲学进行了心理学化的解释，“（尼采）把积极情感的任何表达都视为权力的交出，主动权在被夺去”。尼采“要力量的力量”被理解成了表达积极情感的主动权。
由于尼采坚强的权力意志，在催眠和谈话疗法未能奏效之后，布罗伊尔改变治疗策略，与尼采互换角色。作为治疗师的尼采指出布罗伊尔“站在生命之外”，他开出的药方是让布罗伊尔重新设计自己的生活。但哲学家的药方显然充满风险而且代价巨大，布罗伊尔从弗洛伊德协助的催眠中看到了自己设计的生活的悲惨下场，从中落荒逃回到原来布尔乔亚温情脉脉的圆满家庭中。然而咨询师的坦诚和温暖终于融化了这位伟大的孤独哲学家内心的坚冰，要做超人的尼采在布罗伊尔悲悯的微笑中承认了“你我皆凡人”——“我只是不想孤独地死去，我不希望我的尸体，被人循着恶臭地发现”。病人的“阻抗”终于被消解了，他与治疗师热情相拥。尼采对布罗伊尔倾诉衷肠：“我喜欢这样说，从没有人对我这样说过。”尼采总算被弄哭了。这时，那个宣称“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的尼采已不可复识，我们看到的仿佛是一个被母亲原谅了的做错事的小孩子。最后，为安全回到布尔乔亚温情脉脉的圆满家庭暗自庆幸的布罗伊尔，笑语盈盈地送走了泪眼婆娑地独自踏上寻找狄俄尼索斯之途的尼采。这是一个伟大的隐喻：心理学时代的大幕缓缓开启，强调自主、安全、融洽、积极的心理学以胜利者的姿态登场。尼采的超人哲学就这样轻省地被心理学消解和解构了。在似乎稍显冗长的介绍之后，我们这里提出一个开放的问题：心理治疗能帮助尼采吗？哲学家需要心理治疗吗？哲学家接受了心理治疗会怎样？
尼采心理学
实际上，尼采发展了他自己独出机杼的心理学。用他的话说，“我的著作显示出我是一位无与匹敌的心理学家”。尼采心理学在日神与酒神、健康与疾病、常人（dasMan）与超人的张力之中，走上了与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等迥然不同的思想道路。日神阿波罗世界的本性是“梦”。尼采首先揭示了常人如何沉沦于用梦建造的日神世界，被发光者的梦幻美化了的世界表象眩惑心目。这种眩人心目的表象笼罩着被终结的历史、心理学化的心理学，还有那些自认为我就是我的人们。而对酒神狄俄尼索斯来说，其本性是“醉”。它意味着同一性自我的解离，从现成的固定之物和充足理由律中解脱，“从天性中升起充满幸福的狂喜”，以不知之知，见无相之相。沉湎于日神之梦的常人，“由于缺乏体验或感官迟钝，自满自得于自己的健康，嘲讽地或怜悯地避开”酒神的激情。他们“料想不到，当酒神歌队的炽热生活在他们身边沸腾之时，他们的‘健康’会怎样地惨如尸色，愰如幽灵”。在尼采看来，这种生命本能的削弱意味着堕落。素食者为免于有害物质进入体内就拒绝吃肉，但是如此身体就无法分辨有害物质，从而也不会产生相应的抵抗力。疾病本身可以是生命的兴奋剂。而在酒神的魔力下，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大地自动地奉献它的贡品，危崖荒漠中的猛兽也驯良地前来。酒神的车辇满载着百卉花环，虎豹驾驭着它驱行。”
实际上，尼采试图在酒神打开的醉眼中重估一切传统价值，并由此开启人类存在新模态（超人）的历史。在“发疯”前不久，尼采写作了《敌基督者》。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人们根据凶日（厄运从此开始）来计算时间，——从基督教来临的第一天开始算！——但为什么不从它的最后一天开始算呢？——从今天开始？——重估一切价值！”他所谓的基督教质言之就是欧洲旧道德和旧文化的代表。在希伯来宗教和希腊哲学的主宰之下，西方文明一直致力于寻找内涵最小、外延最大的终极实体。它是作为不动的推动者的世界灵魂，具有绝对自明性的我思主体，或者自我外化为物象又回到自身的绝对精神。在此意义上，无论精神分析还是人本主义心理学，都属于西方文化价值链条的组成环节。尼采恰恰将这一链条的起始点归结为“厄运之开始”。因为它将参差多态的大千世界卷入同一性宰制的贫乏和苍白之中。米兰·昆德拉正是理解了这一点，才意味深长地评价道，尼采的精神失常是“尼采在替笛卡尔向这匹马道歉”。
在尼采看来，西方传统文化推崇对象化的知识体系和技术性操作流程。但其得以确立的基础并非绝对的真理与唯一的道德，而是视角主义的权力斗争。“只要‘认识’一词竟是有意义的，则世界就是可以认识的：但世界是可以不同地解释的，它没有什么隐含的意义，而是具有无数的意义，此即‘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是我们的需要解释世界：我们的欲望，及其赞成和反对。每一个欲望都是一种支配的欲望，都有自己的视角，都想把自己的视角当作规范，强加给其他欲望之上。”同一性视角想把自身作为规范，强加到万物之上，就像精神分析想把自身作为规范，强加到尼采身上。然而对何为真理和道德，尼采给出了他自己的标准。什么是真理？“‘真实的’：从感觉方面来看——就是最强烈地激发感觉的东西（‘自我’）”。而就道德标准而言，“什么是好？——一切提升权力的感觉、权力的意志、以至人的权力的东西”。有勇气运用这两条标准的人，就可能成为尼采所谓的超人。如果说常人是传统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那么这种人类存在新模态则是尼采心理学的解放主体。“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为近圆满的人类出现。到那时候，类人猿上面，怕要添出‘类猿人’这一名词。”（鲁迅语）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已明确指认过超人对常人的进化论超越：“我教你们以‘超人’，人是要被超越的某种东西，你们都做了什么以超越他呢？……人猿之于人算什么？不过是个笑柄和痛苦的难堪，对‘超人’而言，‘人’也是如此。……人是一条污染的河流。为了接纳这条脏河而不致自污，人们必须是大海。……超人就是这大海；你们的大轻蔑会在海中沉没。”鲁迅几乎是复刻了尼采的话。作为大地之意义的超人提醒我们，我们要担心的不是如何将人“治疗”成人，也不是机器在奇点时刻超越人，而是人沉沦于常人，乃至人变成机器。
“被治疗成一个人”
武汉中德心理医院创始人和首任院长曾奇峰曾经审校过亚隆的另一本书《叔本华的治疗》。在曾先生看来，书中的主人公“菲利浦为了摆脱欲望的控制，求助于叔本华，结果变成了只有思想的怪物。在朱利斯的治疗小组中，他一开始扮演的是被叔本华‘治好’了的角色，并试图用类似的方式帮助别人。遗憾的是，没有人喜欢他，他自己也没有真正远离痛苦。后来，在他的作为人的情感，准确地说是作为一个普通男人的情感被激活之后，叔本华的思想大厦坍塌了，一个真正的人诞生了”。哲学和思想在曾先生看来，“几乎从任何意义来说，都是隔离情感和隔离关系的”，而“好在世界上还有心理治疗这等事……心理治疗的目标就是使来访者接受作为一个人的现状、具有人的情感和人的关系”。话说得不错，不过什么是“一个人的现状”呢？“具有人的情感和人的关系”又是什么？归根结底，什么是“人”呢？难道是“好在……心理治疗这等事”所提供的“心理人”形象么？我们真的可以像《叔本华的治疗》这本书的代序中雄心勃勃地宣称的那样，“被治疗成一个人”吗？
实际上，在亚隆的世界中，对资本主义适应不良的个体已经被纳入社会健康保险可以负担的、宣称会给予他们“无条件的积极关注”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机器（therapeutic apparatus）。经过心理学处理与修缮之后，他们再度被送回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体系。这样一种全面的和充满弹性的“治疗政体”（therapeutic regime）作为资本主义政治治理的新形式，使无产阶级的革命议程再次被搁置了。正如韩炳哲在其《倦怠社会》中敏锐指出的那样，积极的教条封住了所有感官。由此，马克思所属望的改变世界的集体行动现在被心理学化成积极卷入自我实现的个体追求。而且这一体系并不惧怕这些个体对于个性或者与众不同的心理需求，它允诺会为个体各种需求的实现提供各样可供消费的商品。就此阿多诺一针见血地评价道：“一种意图治疗其资产阶级错觉的技术进一步使他们屈从于解放的错觉。它训练那些它鼓励去战胜自己本能的人成为这个破坏性整体的有用的一份子。”乃至经常被引为尼采哲学同道的精神分析，也往往从属于这种治愈系链条的一部分。弗洛伊德有句名言，“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Where It was, shall I be）。琼斯将其翻译成“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波拿巴公主的翻译是，“自我必将取本我而代之”。而拉康则将之翻译成，“在它所在的地方，我必在那里生成”。这意味着其精神分析致力于通过加强自我的力量，用理性控制非理性的、力比多的欲望，使人从他的无意识枷锁中解放出来，从而消除各种压抑和神经症。“精神分析治疗的最终目的是接受现实原则，这意味着个体接受了文明对其本能需要，特别是性欲的管制”。精神分析在前门与西方文明的同一性逻辑剑拔弩张，却转眼绕到后门与之握手言和。所以尼采注定是孤独的。尼采是矗立在孤峰顶上的伟大哲学家，而不是浮沉于红尘浪里的世俗来访者。若意欲理解尼采的思想，则需要适应高处寒冷的空气，适应一切意义上的严冬跋涉、天寒地冻和高山峻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到二〇三五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逻辑与战略路径研究”（21ZDA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