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中国人民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针对当前人类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提出了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的要求，并认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2016年5月17日，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出着力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之后，再次就“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提出的新要求。
对于如何科学有效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从着力点和着重点出发，提出了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出发，系统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的构建思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的新情况新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构建方向与构建方法。从人类社会知识体系建构与创新的发展史观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揭示了“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之道，即来源于人类社会的生活实践与发展实践，贯穿于一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体现为标识性概念的系统形成与体系化理论范式的全面构建。
知识体系的实践来源
人类社会知识体系的发展，有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并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和理性思维，形成一系列关于实践活动的本质和特征的认知符号与概念表达。这种认知方式通过一系列的概念、名词、公式、范畴、理论、方法、范式等中介，构建出关于事物与事务的性质、特征与规律等的知识体系，再通过约定俗成的理念、规则、价值、制度、思想、理论、范式等，上升为一定共同体共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最终形成关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可沟通可传播、可分解可整合、可应用可转化的理论体系、规则体系、价值体系与话语体系等。
将人类社会基于实践形成的各种知识体系应用到不同时空环境下的人类生产活动实践，进而形成不同社会环境下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发展模式，并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和智力成果，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梦想和追求。也正是从此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通过生活实践而联结成的关于生存与发展、分工与合作、生产与分配、交往与共荣等活动的关系认知，以及为维护和丰富这些关系而构建的各类共同体组织形态及确保它们有效运作的各种制度体系、机制体系、价值体系等，既起到了维护人的基本生存需求与共同体的交往共荣需求之作用，又起到了特定环境下构建适合特定共同体组织形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心灵样态的作用，此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生产与社会交往的普遍扩大以及生产力冲破血缘、地域与民族的束缚，推动人类社会从分散孤立的自给自足状态走向了联通一体的共建共荣状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种推动世界走向联通一体的发展动力，将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的生活实践日益变成一种普遍性的发展实践，也日益将基于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生活实践与发展实践的经验体系，上升为一种普遍联系、沟通各方、取长补短的知识体系，并因一些先行者的发展示范作用，而呈现出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共通特征，由此将人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升到了一个兼具知识概念、知识原理与知识范式的崭新阶段。
标识性概念的系统形成
中国古人对于事物与事务的认知，一方面强调要有相应的概念名词予以描述和展现，另一方面强调要对其内在实质进行规律性把握，并将“名”和“实”有机结合起来。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带有标识性的名词概念、理论范式乃至知识原理的构建方式经历了两波“引进潮”：第一波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留学日本、英美、俄国等国的知识分子，将包括政治、革命、主义、组织、政党、民主、共和、经济、服务、科学等现代政治、社会与科学术语引进到中国，既开启了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构建之路，又开启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构建之路。另一波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通过翻译国外名著、引介国外思想、留学美英国家等方式，将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嫁接到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构建起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诸多概念体系、知识原理与理论范式等。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历程，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以解决紧迫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拿来主义”现象居多，缺乏对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认真梳理与充分认知，缺乏将国家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新经验新优势新模式转化为标识性的概念创造与体系化的理论提升。
着力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需要我们围绕“大党大国大发展”的时代命题以及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矢志不渝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鲜明主题，将当代中国在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伟业中所创造的新奇迹、新经验、新优势，进行系统化总结并转化为带有标识性的概念体系。为此，一方面，需要我们按照“利害相一致”原理，对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中舶自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带有标识性的名词概念、范畴方法、公理公式等进行正本清源，重点追问三个问题，即该名词概念、范畴方法、公理公式乃至制度体系最初是为解决什么问题而产生的？现实情境发生变化后，它们又进行了何种程度的自我调适与自我革新？是否最大程度地调动了社会各方力量的主动性、能动性、行动性、道德性之合力？另一方面，需要我们基于“大党大国大发展”的需求以及千百年来中国人“过上好日子”的梦想，从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四大主体有机统一的角度，创造出体现各主体鲜明特色的包括生活秩序、发展秩序、情感秩序、心灵秩序在内的标识性概念体系，进而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提供共通共融的语言表达、沟通传播的话语体系。比如，可以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所开创的“人民政治”这一新型理论范式，构建包括人民至上、人民需求、人民利益、人民生活、人民事业、人民政府、人民国家、人民主体、人民力量、人民立场、人民路线、人民价值、人民家园、人民情怀等系统化的标识性概念体系。
体系化理论范式的全面构建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从中国人民的生活实践与中国的发展实践出发，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效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我们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为基础，以我们科学谋划的宏伟奋斗目标为追求，形成关于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三者和谐发展的新型理论范式，并通过标识性的概念体系、体系化的理论范式、科学化的方法体系等的系统性构建，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型知识观与新型方法论。
标识性概念与体系化理论范式一经形成，就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逻辑的拷问和受众的接受，以使其能够真正立得住、说得清、讲得透、传得广，并注重始终将其与学科体系创新、学术体系创新、话语体系创新等进行有机衔接，从而使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经得住历史、实践和学理的多重检验。这也就意味着基于时代需求的、反映“大党大国大发展”实际的、内蕴人—自然界—社会“三位一体”和谐发展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得以逐步构建并趋于成熟。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展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和体系化理论范式相结合的角度，可以将其理解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形成的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发展性质、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依据、发展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发展质量、发展主体、发展保证、发展环境、发展文化、发展图景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认识与实践的总和”，而所有这一切都依托于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把治国理政建立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与“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一相辅相成的根本价值追求之上。
当然，构建以系统的标识性概念和成熟的体系化理论范式为标志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始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从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这一肥沃土壤，离不开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离不开亿万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奋斗。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