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逝世60周年。作为美国“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福克纳被称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最清醒的小说家”，他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思想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福克纳曾言：“人类内心冲突是真正且唯一值得书写的对象。”他在作品中践行这一信条，在创作中始终关注人物的命运和际遇，勾勒出20世纪美国南方动荡社会中底层人物的真实样貌。围绕福克纳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美国东南密苏里州立大学福克纳研究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里格尔（Christopher Rieger）。

　　用“意识流”手法塑造人物内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福克纳是“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文学的代表人物，其写作风格以晦涩艰深著称。但“意识流”并非福克纳作品的唯一特色，他还在作品中展现了许多其他写作技巧。这些技巧是如何在其作品中得到体现的？

　　里格尔：福克纳的“意识流”手法深受“意识流”先驱、爱尔兰现代派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影响，但福克纳又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娴熟运用着这种文学技巧。福克纳最初是一名诗人，并未涉足其他文学领域，对“意识流”手法的运用，是他文学生涯中小说和诗歌创作相结合的结果。所谓“意识流”，是指语言隐含的声音、节奏和形象与其所传达的字面意义同样重要。福克纳常常通过使用这种写作技巧进入他所塑造的人物的内心世界，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他们的内心世界。例如，《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中的美国南方农民本德伦一家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但在“意识流”章节中，福克纳从“第三方视角”，使用超越他们意识水准及思维能力的语言对话，去审视人物内心世界。通过这种写作手法，福克纳将一种高贵的身份与气质转移到了那些曾经遭受鄙夷和轻视的平民身上，从而在无形中提升了美国南方底层民众的思想境界。同时，在《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与《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中，他运用“意识流”手法去反讽那些腐朽的心灵甚至腐朽的社会。

　　福克纳对时间呈现方式的创新与实验，是他作品中另一个鲜明的印记。他通常不按正常的时间顺序讲述小说中的事件，迫使读者将故事的碎片一个个拼凑起来。这种碎片化的记叙手法在现代主义作家中很常见，但我认为福克纳比其他现代主义作家对这种技巧运用得更多，取得的效果也更好。他的作品还具有独特的文体风格，比如经常刻意不使用大写等。这些技巧给读者带来一种不平衡和不确定的阅读体验，甚至造成了不少有待解决的“阅读障碍”，可这也正是他的作品的迷人之处。福克纳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唯一”客观真理，任何时候都应当用多维、差异化的方式来看待和理解同一现实。

　　另外，福克纳的作品还注重呈现“幽默”效果，尤其是在后期创作的小说中，这种意图更加明显。但他作品的这一特质总是容易被忽视，因为他的喜剧通常是一种黑色幽默，表现方式会更加微妙，往往不如悲剧带给读者的冲击感明显，因此不太容易受到外界关注。

　　直面美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1949年，福克纳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对当代美国小说作出了强有力的、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您认为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什么使他声名大噪？

　　里格尔：福克纳能够成为杰出的作家尤其是小说家，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他在文学形式的运用方面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和革命性。他善于在作品中运用并创新叙事手法，例如意识流叙事、多重叙事视角、去中心化、时间波动等多种文学技巧。第二，作为一位小说家，他能够直面所在时代美国社会存在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尤其是种族主义。

　　福克纳的文学实验与创新不同于之前已有的传统文学形式，并对后来的许多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作品采用多角度叙事，让不同读者在阅读时发现不同的意蕴。福克纳的小说已经被几代人阅读，但常读常新。他在20世纪初美国密西西比小镇的特定背景中，融合了世界各地读者所认同的永恒、普遍的话题。

　　福克纳在许多作品中描写了古老家族的衰落，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美国社会背景与时代特征的产物。在他看来，旧贵族家庭的衰落代表着美国整个旧南方的衰落。这种衰落与奴隶制、种族压迫、宗教异化联系在一起，构成了美国南方农业社会的地域特征。福克纳是在那些“昔日”故事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作品饱含怀旧色彩。他不仅描写过曾祖父在南北战争中的英雄事迹，也曾刻画过黑人女佣凯丽·巴尔（Callie Barr）的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事实上，在福克纳成名之前，遭受了很多嘲讽，写作风格也被评价为“不时髦”。即便他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些美国评论家和主流媒体依旧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不应该授予一个书写酒鬼和赌徒的人。您对此有何看法？

　　里格尔：的确，福克纳成名之前曾经招致很多批评，尤其是来自他的家乡密西西比州的人。他们认为福克纳用一种糟糕的方式描绘了自己的家乡，其中的人物通常是犯罪分子或不道德之人。福克纳回应说，他是在写真实的人，而不是美化家乡。他通过描写最熟悉的美国南方地区的故事来道出所有人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有些人可能觉得给他颁发诺奖是在纵容作品中人物的不义之举，但这其实是无稽之谈。无论是评价艺术家还是作家，都必须与对其作品的评价分开。我认为读者和评论家也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欣赏福克纳在文体和形式上的创新。他的小说读来较为晦涩，难以让读者获得畅读的愉悦感，但他的确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实际上，福克纳一生中并不在乎美国批评家们对他的评价。他没有刻意去申请参评奖项，甚至是在家人的劝说下才参加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他还拒绝了美国总统在白宫举办的晚宴邀请。他不愿意接受采访，也从不推销自己。他有着非常强大的自我内驱力，别人的意见和看法不会影响他的写作初衷。

　　至今仍受各国读者普遍欢迎

　　《中国社会科学报》：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被翻译引入中国后，在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略萨等人也认为“自己的写作深受福克纳影响”。那么福克纳的作品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接受度如何？

　　里格尔：福克纳在许多国家受到普遍欢迎。考虑到阅读和翻译他的作品总是困难重重，这一现象简直令人惊讶。直到今天，他的写作技巧依然被许多作家赞叹，评论家和教授们也在继续用学术行动支持他。我所在的福克纳研究中心与许多来自中国的福克纳研究者开展交流合作。我们从巴西学者处得知，福克纳在当今的巴西仍然很受欢迎。欧洲也有不少福克纳研究者群体，主要分布在英国和法国，他们在过去几年组织了很多有关福克纳的专题会议和活动。我们还接待了很多来自日本的福克纳研究者，据悉他们还成立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威廉·福克纳学会。福克纳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广受大众喜爱的作家，但他总有大批忠实的追随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等学者是发现福克纳“闪光点”的重要美国学者。他们写了许多赞扬福克纳的重要文章，为奠定福克纳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学地位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么，当今福克纳的研究现状如何，有哪些研究成果？

　　里格尔：几年前，美国每年出版的有关福克纳研究的学术书籍和期刊文章数量比研究其他很多作家的都要多，我认为现在依然如此。继福克纳之后，美国非裔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于1993年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被称为继福克纳之后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家，事实上，她的文学思想与表现手法也深受福克纳的影响。我与他人合作主编的《从福克纳到莫里森》大约在两年前被翻译成了中文，由中国的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在过去，一些评论家尤其关注福克纳与美国南部的联系，而今天，许多研究他的学者试图在更宏大的全球背景下来理解他。学者们经常把他与跨大西洋或加勒比海的背景联系起来，这也有助于将他与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作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我也曾撰文对福克纳和中国作家莫言的写作风格进行对比分析。我认为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都与现代化发展、城市化进程以及战争有着密切联系。仔细研究福克纳的《不败者》和莫言的《红高粱》，会发现二人在写作风格方面也存在诸多相似性，例如二者都以乡土文学作品著称。此外，今天的评论家也更多地关注福克纳作品中的“次要”角色，尤其是女性和黑人角色，而这一点在过去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