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在生产、应用和普及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给科学研究、决策和传播等带来挑战。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引导人们正视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并在此基础上崇尚科学、提升科学素养、维护科学公信力，本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多位国外学者。

　　正视科学研究不确定性

　　科学研究过程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使是“用数据说话”的定量研究也不例外。以德国欧洲管理技术学院组织行为学助理教授马丁·施魏因斯博格（Martin Schweinsberg）为代表的跨国团队2021年7月在荷兰爱思唯尔出版集团旗下期刊《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过程》上发表了题为《数据相同，结论不同：当独立分析师操作并检验同一假设时实证结果的高度分散》的论文。施魏因斯博格告诉记者，这项研究主要表明了数据分析中研究人员主观选择的重要性，以及不同的统计方法如何导向不同的结论。例如，在验证“职业地位越高的科研工作者在工作会议上发言更多”这一假设时，职业地位可能被具象化为职称、科研成果被引量、所属机构业内排名等不同变量或变量组合，发言多少也可能会被界定为发言的字数或次数。施魏因斯博格表示，研究人员可以用差异化的方式去探索同一个学术问题，即便他们以相同的数据为基础且没有刻意寻求某个特定结论，结果依然有可能产生分化。

　　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研究或实践，具有不确定性。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领导力发展学教授詹姆斯·贝里（James R. Bailey）对记者表示，科学在人类拥抱希望、迎接挑战的征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人们期待科学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带来更多确定性。然而，很多时候，这并不容易。例如，在过去一段时间，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评论、报告、研究项目等大量涌现，但一些研究结论在被公布之后要么由研究人员自行调整，要么被其他人发现存在缺陷。在科学研究与科学实践的差距中，已被掌握的信息存在现实意义不明显、较难从理论转化为行动等问题。贝里认为，这种差距需要得到进一步弥合，才能让科学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

　　同时，科研工作会受到政治、经济等外界因素制约。这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美国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哲学教授丹·希克斯（Dan Hicks）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美国监管环境污染、药品等领域的行政机构的权威传统上来源于这样一个理念：科学能够提供政治中立的专业知识。无论人的政治观点如何，都可以并且应该接受“科学告诉我们的事”。但问题在于，与政策相关的科学研究并非是完全确定或彻底中立的。由于科研成果可以用来支持有异议的政策，对某些政策持反对意见的人就有动机质疑科学，他们会挖掘哪怕很微小的不确定性，用以忽略研究结论。例如，部分美国化石燃料行业从业者曾收买有影响力的科学家，让他们充当“贩卖怀疑的商人”的角色，公开挑战气候科学。

　　增强科学研究的开放性

　　面对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如何让研究更可信、让决策更合理、让科学得到更多信任？受访学者从科学研究、科学决策和科学传播三个方面给出了建议。

　　首先，一线科研工作者要确保科研成果的质量。在贝里看来，研究人员和学术期刊编辑是科学知识的创造者和把关人，担负着减少科研实践弊病的重任。科研工作者要努力践行最佳实践，使科学更加开放、可及、适宜，使大众相信科学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确定性，帮助人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更好地生活。施魏因斯博格表示，他参与的研究凸显了在科研工作中增强数据开放程度、进行系统的稳健性检验和更透明地展示采用及未采用的分析路径的重要性，从而保证科研成果尽可能准确。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里克·皮尔斯（Rik Peels）十分关注研究的可复制性问题。他对记者坦言，他不太认同“后真相时代”这个流行语，因为大多数人仍然相信真相。皮尔斯提出，要在学术界及更广大范围的公众中强化对科学的信任，而可复制性对提升科学研究结果的可信度至关重要，当结果无法被复制时，会削弱原始研究的可信度。他表示，复制及其反映的不同程度的原始研究可信度可被分为三种：再现，使用原研究方案和原数据；直接重复，使用相同的研究方案和新数据；概念性重复，使用修改过的研究方案和新数据。其中，概念性重复研究的成功最能彰显原始研究的可信度，可以证明原始结果是正确或非常接近事实的。

　　其次，科研工作者、政策制定者、相关行业从业人员应妥善应对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希克斯推荐了适应性管理法，这种管理方法最初是在野生动物与林业管理领域发展起来的。如同生态系统一样，科学也在不断自我完善。适应性管理法的理念是一种灵活的良性循环，即先利用现有最高水平的科学来设计政策，再利用政策来测试并改进科学，进而基于改进后的科学知识来完善政策。施魏因斯博格主张各方在交流汇报科研成果，以及将其应用于组织决策时，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

　　最后，要引导大众消除对科学研究的潜在误解，增进对科学知识的信任。在贝里看来，对科学研究准确性的追求是弥合科学与实践之间差距的最佳方式。皮尔斯表示，很多科研工作者的工作往往是在利用可能性和推论来寻求最佳解释。要想让大众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关键要向学术界和广大公众传播有关科学的哲学和伦理学知识。例如，前沿科学与教科书式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涉及的是最新研究与初步科研成果，不确定性更强，比如新药物的研发；而后者则是经历了不同领域不同方法无数次重复验证后锤炼出的理论，更接近确定的概念，比如进化论。

　　科学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也不是完美无瑕的定论，而是和人类社会一起处于动态发展中。正视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才能让科学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