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谋求进步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国文明演进的方向。有学者认为，广义而言，现代化可以理解为一项需要社会各层面广泛深度联合和持续行动才能取得成功的“国家长期工程”。近日，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多位国外学者，他们以比较的视角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如何实现了“平稳致远”的发展。

　　中国现代化具有独特性

　　德国汉学家克劳斯·穆尔哈恩（Klaus Mühlhahn）在其著作《为现代中国而奋斗：从大清国到新时代》中曾言：“我们今天需要解释的不再是中国历史的‘赤字’，而是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取得的令人惊讶和意外的成功。”穆尔哈恩认为，今天中国的先进与强大，是经济及超出经济领域之外的多种发展形态共同促成的结果。对此观点，委内瑞拉洛斯安第斯大学亚非研究中心教授兼研究员诺伯特·莫利纳·梅迪那（Norbert Molina Medina）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了赞同。

　　梅迪那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技术变革的渐进过程，旨在社会转型与提升。现代化必须具备的要素包括政治稳定、法律保障和安全、通信、科技、粮食安全及其他社会重点领域的广泛进步。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建筑师、指导者与执行者，向世界证明了改革开放让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帮助中国经济现代化取得成功的重要机制。在这一模式下，市场要素被充分有效地调度，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及利用创造财富，进而达到改善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总体目标。

　　谈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之处，梅迪那表示，中国人一直以来惯有的“辩证统一”思想，是令人钦佩的文化传统。在实施现代化这一“国家工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体现出高度的“统一性”，这一点是拉美国家很难做到的。数千年来，中国人形成的劳动观念也是独一无二的。注重知识教育与伦理道德的儒家传统，为服务现代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思想教育传统意味着，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为规范有序和训练有素的政府机构，它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无疑有着直接而积极的决定作用。另外，中国政府的务实态度也值得肯定。在实施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总是能够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并及时摒弃被历史证明错误的做法。

　　以当前的新冠肺炎公共危机为例，梅迪那谈到，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的良好应对，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公共卫生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及民众素质现代化。疫情的蔓延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唯一在2020年实现经济正增长、于2021年在宏观经济领域取得更为出色成就的主要经济体。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中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应对此类疾病的经验，二是缘于中国人民的纪律和团结精神，三是中国拥有强大的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以及可以充分调度的人力与技术资源。此外，中国在疫情期间提供的高水平国际合作和援助，展现了其在国际层面的领导力和友好合作意愿。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

　　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曾说：“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历史经验表明，大力实行工业化，才可能实现家安国强。无论处在现代化发展的何种阶段，都不能轻易放弃探索工业制造能力进步的道路。

　　谈及美国的早期工业历程，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教授威廉·格兰姆斯（William W. Grimes）向记者介绍，与英国类似，美国工业化以私人资本的积累为基础，来自政府的资本参与很少。从20世纪初开始，通过反托拉斯法（又称反垄断法）、金融监管等，美国联邦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缓慢增加。在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大规模支持具有商业价值的工业技术发展（如雷达、喷气发动机、计算机和半导体、材料科学等）。美国政府还扩大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科研活动得到了联邦资金和商业资本的联合资助。

　　格兰姆斯认为，尽管美国政府曾经运用的一些手段包括科研补贴、政府采购等，对美国的工业化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如果说美国政府引领了产业政策的发展，这是不准确的。遗憾的是，美国几乎没有从国家层面系统实施过统一的工业行动或制定可持续的长期工业化发展战略。

　　对此，他归结了三点原因：一是美国很难就工业政策形成政治共识。工业政策通常要求通过信贷分配、政府补贴、税收政策、贸易政策等，将一些群体的利益重新分配给另外一些群体。然而，美国的民主生态和自由市场机制决定了各利益方很难就政策的“合法性”达成一致（国防和医疗科技领域的情况相对乐观）。二是美国工业的增长主要基于私人资本积累和私营部门的金融中介，而不是依赖政府主导。三是美国政府几乎从未创建政策工具，在国家层面对其工业制度作出规划及调整。在美国，协调投资计划或私营部门融资的政府机构十分有限，难以很好地推进工业政策。到目前为止，美国最大的政府资助的金融机构将其重点放在了房地产市场（如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赞助），而非工业或技术领域。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实践值得称赞。”格兰姆斯说，信息通信、智能制造、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与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方面的发展，展示了中国未来制造业强国之路的方向，体现了中国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决心。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978年改革开放后，人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红利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GDP增速也远远快于其他东亚国家。如今，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正逐渐消失，经济正由单一快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谈及这一现象，格兰姆斯表示，这是任何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经历了高速增长之后都会面临的正常现象，也是现代化的必经阶段。这个阶段意味着经济增长放缓，也意味着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陷阱”隐含着收入差距加大、贫富分化加剧、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国内消费乏力、产业优化升级滞缓等问题。

　　谈及巴西等拉美国家长期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路易斯·安东尼奥·保利诺(Luís Antonio Paulino)对记者表示，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之所以会在经济发展的中级阶段陷入停滞，原因可归结为结构性失调造成的国内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衰退。长期以来，巴西缺乏能够促成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变革。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巴西曾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复杂的工业体系，积极推进“进口替代”模式（限制进口产品以扶植本国工业），并跻身世界十大机械设备生产国之列，其超过10%的经济增速也书写了“巴西奇迹”。然而，遗憾的是，在尚未完成向发达国家转型之时，巴西过早地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其生产结构倒退到以矿物、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模式。

　　在保利诺看来，“进口替代”战略对巴西建立完整、多样化的产业结构有着重要作用。然而，问题在于，巴西没有同时采取促进出口的策略，也未以逐步开放国内经济的方式来接受外部竞争。片面强调保护本土工业，而不要求民族企业通过提高生产率以增强竞争力——这种“保护伞”政策使得许多公司免于激烈的外部竞争，它们因此可以采取垄断政策，使企业的创新意识逐渐淡薄。在巴西，一些跨国公司在汽车生产等重要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加剧了这种垄断局面。这些公司利用相对封闭的本地市场，将一些过时产品的“生命周期”进行不合理的延长，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21世纪初，巴西发生了一场 “荷兰病”（因初级产品异常繁荣而导致传统制造业及其他产业衰退的现象）。保利诺认为，初级产品出口的蓬勃发展导致的汇率升值，提高了人们的购买力，却使巴西的制成品出口丧失了竞争力，并降低了制成品进口的成本。本土工业竞争力的丧失，最终加速了巴西的“去工业化”进程。如今，巴西仍在经历过早“去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危机。另外，“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一国自身“能力低下”的问题，也受全球经济运行环境的影响。例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分工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在一些行业如纺织与服装、电子与机械、设备制造等，巴西工业无法与中国制造商进行外部竞争，因此受到冲击。

　　保利诺总结说，当今的巴西统治阶级对于国家经济发展依旧缺乏明确规划和承诺。在这一情况下，巴西要克服目前的经济滞缓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近年来，巴西的经济政策一直由资本利益所决定，这种政策优先考虑在金融市场获得的短期收益，而不是考虑生产性投资的长远获益。要扭转“中等收入陷阱”，除了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加速经济增长，也需要更为优化的国家制度和教育体系，减少收入不平等。

　　谈及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启示作用，保利诺表示，虽然同为发展中国家，但中国与巴西的国情有很大差异。固然，中国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也面临跨越这一陷阱的挑战，但他对此表示乐观。他提到，与拉美国家“因循守旧”的发展模式不同，一直以来，中国政府能够及时调整和转变其经济发展方式，并在干预引导经济结构的良性运行方面始终发挥着积极作用。

　　铲除现代化的不平衡根源

　　国家为实现现代化而实施的政策并不都是成功的。梅迪那认为，部分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更多的拉美国家在试图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遭遇了失败。一些国家的现代化政策成为“快进版”“删减版”的社会试验，而另一些国家虽设法实现发展目标，也取得了包括财富积累在内的若干成效，但同时产生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典型问题：特定群体的边缘化、过度拥挤、犯罪、移民、失业等。传统价值观的流失、生态破坏，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例如，随着20世纪石油贸易的繁荣，委内瑞拉出现了从农村向重点城市的大量移民。这不仅影响了委内瑞拉的农业生产，还在主要城市产生了贫困地带。此外，数以百万计的委内瑞拉人向邻国移民，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民众大量向美国移民，这都是拉丁美洲地区正在经历的困难。

　　“一些拉美国家现代化的失败，可以归因为长期的政治不稳定带来的经济停滞、政府更迭导致国家计划缺乏连续性、科学技术缺少政策支撑、工农业和服务部门缺乏协作、对原材料的过度依赖等。”梅迪那这样总结道。拉美的政治精英群体及其发展愿景存在很大分歧，在过去的20年里，21世纪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观点主张者之间的无谓争论，分散了该地区的发展精力。然而，大多数拉美国家政府并没有从社会结构层面入手解决问题，只是采取了暂时缓解的策略。在委内瑞拉，领导层对高等教育的忽视导致许多大学变成废墟，国家发展与大学发展成为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而中国自古就深知教育的重要性。

　　梅迪那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遇到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逃避这些问题，而是选择直面问题，并着力铲除问题存在的根源。近年来，中国实施了卓有成效的减贫政策。另外，通过调节收入分配、生态治理等措施，中国现代化发展伴随的负面因素正逐步减少。他提到，现代化应注重为个人和社会发展创造机会，而中国政府尤其致力于为中国百姓提供更多的公平机会，并对边远地区人口进行特殊关照。在这方面，中国有许多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宝贵经验。

　　“现代化进程总是充斥着不平衡。”格兰姆斯对记者表示，现代化发展得越快，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的不平衡就越大。虽然中国社会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平等现象，但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巴西等相比，中国现代化带来的不平等远低于这些国家。对中国而言，需要警惕的是，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国内投资过热。遵循既定的投资模式可能阻碍生产率增长，以及中国迈向高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步伐。中国经济现代化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改善资本配置，使其流向具有更高生产率增长能力的行业和企业。这不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绝对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保利诺表示，发展中国家要在国际层面团结起来，改变目前利益向富裕国家倾斜的全球治理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改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打造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全球价值链，至关重要。目前，中国在推进“数字一带一路”的概念设想，同样，中国也可以提出“工业一带一路”的计划设想，以吸引伙伴国加入以发展中国家为中心的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