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官网近日报道，该校政治学系副教授罗斯·卡罗尔（Ross Carroll）在新著《不文明的欢笑：英国启蒙时代的讽刺作品》中探讨了18世纪英国思想界对讽刺作品的态度。

　　在18世纪的英国，随着审查制度放宽，讽刺文学、讽刺漫画和讽刺喜剧出现爆炸式增长。这引发了人们的道德恐慌，批评人士担心讽刺作品会败坏公共辩论。然而，卡罗尔发现，当时的哲学家支持使用讽刺作品来揭示权势阶层的傲慢和伪善，使其接受公众的问责。知名思想家在寻求一种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讽刺形式。

　　卡罗尔表示，英国的启蒙时代不只是“礼貌的时代”（age of politeness），其真实情况可能更为复杂。“每个人都是文明的”这一假设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英国公共生活的真实状况。

　　在18世纪，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的文集《论人、风俗、舆论、时代的特征》（1711）为讽刺作品摆脱了不文明的指控，并表明讽刺作品是一种对抗固执和骄傲的“通用工具”。沙夫茨伯里的观点是，讽刺作品可以在任何地方应用于任何事物，甚至是一种比迫害或法律制裁更好的平息宗教狂热的方法，因为迫害造就殉道者，而嘲讽意味着对方不能构成威胁。讽刺作品的社会价值巨大，保护它在辩论中的自由使用是哲学家最关键的任务之一。

　　在沙夫茨伯里的榜样作用下，大卫·休谟、托马斯·里德、詹姆斯·比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亚历山大·盖迪斯等一批哲学家的讽刺作品成为当时撼动社会偏见、划定社会行为界限、攻击根深蒂固的思想和权力的力量。

　　卡罗尔认为，讽刺作品本质上无所谓文明或不文明、包容或排斥，但是人们在公共辩论中反复呼吁礼貌正是因为礼貌缺失。

　　（王悠然/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