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许多人的工作方式都发生了改变，科研工作也不例外。伴随不确定性的增加，科研人员的合作模式和研究成果的传播方式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并促使学者们反思当前的科研文化。

　　增强学界与决策者间的联系

　　“疫情使得学者和一线医疗工作者之间建立起了新的、更好的合作。”英国阿伯丁大学医疗数据科学中心研究员杰西卡·巴特勒（Jessica Butler）表示，中心致力于分析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记录，以此来帮助改善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疫情发生前，中心与NHS的合作并不紧密，各自分开工作，一般是学者们负责科研，NHS工作人员则专注于审计和报告。现在，学者们走到了研发应用方案的最前沿，实时为NHS提供帮助。这一工作方式的转变有利于提升公共利益。

　　发生这一积极转变的不只是医学等与疫情明显相关的学科。英国“经济学观察”项目主编罗梅什·瓦蒂林加姆（Romesh Vaitilingam）表示，对解决方案的迫切需求促使更多经济学家建立起了与政府的直接联系。

　　瓦蒂林加姆表示，当前，学者与决策者之间的联系得到增强，政府部门开始更为主动地咨询经济学家及其他领域研究人员的建议。此外，跨学科合作成为疫情下科研的一大特征，经济学家、流行病学家、公共卫生专家之间的交流互动成为探寻应对方案的关键。

　　变革科研合作与成果传播模式

　　疫情期间，出行限制对国际学术合作的影响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不少学者担心国际合作会因此受到冲击，但从目前的国际合作论文统计数据来看，国际科研合作尚未明显受到疫情影响。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约翰·豪普特（John Haupt）等人收集的数据显示，2020年，国际合作科研成果比重普遍上升。

　　豪普特分析称，其中大部分与疫情非直接相关的论文是疫情前启动并在疫情后通过远程操作继续完成的。全球流动性只是促成国际合作的部分因素，而非全部。一些依赖大型国际设施的学科领域（如高能物理学）在疫情发生前就有较高的国际合作水平。尽管疫情使一些项目计划有所延误，但数据分析方面的全球合作仍在持续，这些领域的学者早已习惯远程访问数据和虚拟协作等工作方式。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约翰·格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卡洛琳·瓦格纳（Caroline Wagner）认为，出行限制可能会影响那些国际化水平较低的学科构建新的合作关系。在出行受限背景下，很多会议转到线上，尽管线上会议的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但人们对这一形式能否复制线下活动的效果仍存在疑问。荷兰莱顿大学机器学习教授霍尔格·霍斯（Holger Hoos）表示，受疫情影响，很多学者开始变得更倾向于进行线下交流。因为线上活动除了难以复制线下会议的社交功能之外，参与者还可能面临难以充分融入研究的问题。不少学者反映，在线上活动中，很容易在感到有些无聊时退出或直接选择参与自己认为有价值的部分。在他看来，未来的学术会议可能会向混合模式发展，即在提供线上参与选项的同时，也为希望到场参会的学者保留线下会议。

　　此外，学术会议文化的改变，还涉及会议流程带来的连锁效应。对一些研究领域而言，很多研究成果以会议论文的形式发表。以计算机科学为例，根据斯高帕斯数据库显示，2015—2019年间发表的210万份出版物中，有120万份是会议论文，占到一半以上。霍斯称，这种传统可能是由于一些学者认为走会议流程比向期刊投稿能使研究成果传播得更快。目前，有学者正在呼吁摆脱这种发表模式。如果这种发表模式发生变化，那么部分学者可能会减少参加会议。

　　疫情对学术出版实践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预印本的加快应用。根据“维度”数据库显示，2020年发表的预印本数量比前一年增长了47%。预印本的流行让研究人员可以尽快公开分享其研究成果，但这也引发了诸多质疑。学者们担心，缺乏同行评议，会让解决复现性等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对此，巴特勒表示，疫情让人们看到了传统私营出版商在传播研究成果方面的弱点，希望疫情给学界带来的最大影响是推动科研激励机制不再仅以在传统期刊上发表文章为评价依据。

　　关注特定学术群体利益

　　疫情期间，学界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对一些特定群体的冲击更大。例如，对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而言，科研激励问题决定其能否在学术领域站稳脚跟。虽然线上学术会议使参会变得更加容易，但是留给新生代学者展示研究成果的机会反倒少了。英国独立学术团体“赛博研究”设立的“先驱者研究”项目对新生代研究人员进行了追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英国的受访对象对线上学术活动普遍反应消极。由于无法使用实验室，或者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无法开展面对面访谈，许多研究项目被推迟且难以找到新的潜在合作伙伴。法国受访者则反映了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如感到孤立、沮丧、迷茫、创造力被分解等。

　　还有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疫情期间育儿任务与远程工作难以协调，这对女性研究人员的科研产出影响尤其明显。从发表的预印本来看，知名预印本发表平台上由女性研究人员作为第一作者的成果占比在疫情期间显著下降。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天野则子-帕蒂尼奥（Noriko Amano-Patiño）认为，如果没有对此进行专门干预，女性研究人员的工作可能会因此而落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会直接影响性别平等，还关乎科研生态的整体平衡与健康，并且会进一步影响到政策决策的合理性。

　　疫情正促使人们反思当下的科研评价方法。有学者认为，学界有必要减弱对论文发表数量的重视程度，找到更好的方法评估学者的研究能力，并将这些方法应用于聘用、晋升和奖励等方面。营造出对所有人而言都更加可持续的科研文化氛围，是学者们的共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