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管理学院主编的《国际管理评论杂志》近日刊发了英国巴斯大学管理学教授玛丽·麦克林（Mairi Maclean）、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管理学教授查尔斯·哈维（Charles Harvey）等人合著的论文《美国和英国新不平等时代的精英慈善》。该文通过分析美英两国关于精英慈善的文献提出，美英两国的精英慈善（富裕人群自愿为慈善事业投入大笔资金）使精英群体的控制力从经济领域扩展至社会和政治领域，固化并延续了不平等，而非缓解了不平等。

　　慈善事业形塑精英群体影响力

　　文章表示，近两个世纪，西方经历了两个不平等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19世纪中期至1914年。当时，美国和英国慈善家为成千上万家慈善机构注资，提供免费或价格低廉的社会服务，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和休闲等。慈善家得到的回报是劳资关系改善、良好的声誉以及更大的政治资本。第二个高峰期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虽然经济全球化缩小了国家间的发展差距，但各国的内部不平等上升，慈善事业“发光发热”条件再次成熟，一些超级富豪投入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建立慈善基金。精英慈善的复兴，激发了人们探讨其社会作用的兴趣，但这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

　　精英慈善是富裕人群的专有活动。该群体通过白手起家或继承家业获得巨额财富，通常拥有广阔的经济网络，其中许多人活跃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权力场域”并掌握话语权。在权力场域内，主体联盟追求通往巨大社会变化的意识形态、监管和资源目标。根据布迪厄的理论，慈善事业给精英群体带来以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为形式的回报。在巧妙的操作和恰当的条件下，它们可以转化为新的经济资本，且有可能获得惊人的规模效应。这揭示了精英慈善固有的交易性质：不同形式的资本相互连接、相互支撑，精英慈善承担了资本转化媒介的角色。由此看来，精英慈善很难成为一种由利他主义驱动的纯粹善举，其本质是将剩余资金转化为其他富有价值的资本形式的手段。精英群体通过慈善事业提升了自己的名望和地位，获得了重要社会网络的“入场券”，使其能够对政策制定施加更大的影响，以便更好地实现个人目标。

　　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克里斯汀·安妮·高斯（Kristin Anne Goss）在《政策富豪：美国富人如何影响治理》一文中表示，美国最知名的慈善家中有半数以上对公共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他们通过慈善机构、议题导向的选举捐款等途径，试图影响、支持或反对公共政策的实施。自19世纪末镀金时代起，慈善富豪就成为美国公共生活里的特别存在。进入21世纪，人们已经全然接受甚至期待富豪慈善家、大企业家参与乃至领导解决重大公共政策问题，“捐款正在变成治理”。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沃尔特·W. 鲍威尔（Walter W. Powell）认为，借助媒体报道、宣传活动和有影响力的政治话语，精英慈善家积极地塑造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影响人们拥护特定的解决方法。

　　无论是由于不了解情况，还是作为巧妙的辩护，将精英慈善描述为不要求实质回报的单纯的慷慨之举，则是掩盖了其在新不平等时代富豪阶层聚敛巨额财富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过去40年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状况都显著加剧，富人自愿向穷人转移（少量）财富减轻了人们对极富人群财富增加的愤怒。普通人对富人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税收政策或发挥影响力以确保法律法规框架符合自己的利益了解甚少，也未认识到精英慈善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其支持者是一批保护富人特权的法律和金融顾问。

　　简言之，精英慈善使富人扩大了影响力和社会联系，提升了其控制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美国华盛顿大学英语系教授大卫·博斯沃斯（David Bosworth）在《慈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文中表示，民众仍在支付大部分账单，但议程却越来越多地由慈善资本家来制定。然而，富豪慈善家得到了尊敬和赞美，被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先行者而非经济租的榨取者，避开了民众的批评和审查。精英群体用慈善行为“购买”了民众对他们的好感和对权力不对称的宽容，以及接近政治家和官员的门路，以此获取对自己有利的制度安排、税收政策和法律条文。

　　精英慈善维护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

　　现有研究领域的普遍观点认为，慈善事业是对抗经济不平等的力量，当经济不平等上升时，富人的慈善捐款就会增加。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尼古拉斯·J. 杜克特（Nicolas J. Duquette）在《不平等与慈善：1917—2012年美国高收入家庭的捐款》一文中挑战了这个观点。他分析了1917—2012年美国各州的居民收入、税收、不平等水平和慈善捐款数据后发现，高收入家庭捐款与收入不平等间有着较强的负相关性。数据显示，在不平等较严重的时期和地区，高收入家庭的慈善捐款普遍较少。二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平等程度较低，收入前1%人口的慈善捐款数额明显高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一战后至二战前和1987年至今这两个时期。而且，极富人群中只有一小部分会捐出巨额善款，而其他大多数富豪都成为“搭便车者”，享受着更慷慨的“同类”为他们赢得的民众对不平等的宽容。

　　麦克林等人的文章认为，精英慈善改善再分配的效果有三个限制因素。第一，长期以来，精英慈善一直集中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最贫困人口从中获益甚少，而他们本应是慈善事业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精英慈善偏爱投资高等教育和文化艺术领域，这加剧了不平等。高斯对美国194名富豪慈善家的分析显示，有108人表现出清晰的政策兴趣，而他们最感兴趣的议题就是教育。美国一流高校的捐赠基金高达100亿—200亿美元，而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更是超过了400亿美元和300亿美元，足可媲美规模庞大的独立基金会。虽然英国名校的捐赠基金比美国少很多，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捐助基金规模令其他高校望尘莫及。顶尖高校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产出高质量的教学和科研成果以及高薪毕业生，而富裕的精英校友更倾向于为母校捐款，这就形成了一种优势循环。

　　第三，据杜克特等人研究显示，为提高收入稳定性、对冲金融风险，慈善机构通常将捐款资金“囤积”起来而非投入当下的业务。这使权力集中于慈善机构的领导者手中，减弱了慈善事业促进平等的能力。

　　麦克林认为，历史视角和现代视角的研究均表明，精英慈善对社会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这一点不容否定。就现状而言，精英慈善对社会整体有益，但对减轻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一国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作用有限，反而扩大了精英群体在本地和国家权力场域内的影响力。精英慈善构成了一座“不问责的堡垒”，慈善被用作实现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的武器，精英慈善家不仅获得了更多的民间资源和政治资本，还享有不受市场约束和民众监督的自由。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艾玛·桑德斯-黑斯廷斯（Emma Saunders-Hastings）认为，精英慈善是非民主的，富豪捐赠者据此得以行使集中的、牢固的、对普通民众来说后果巨大的影响力。

　　哈维表示，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作为对结构性条件的系统性回应，精英慈善的最终目标是使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造成的极端不平等合理化，并让人们接受。有持批判态度的学者表示，精英慈善掩饰了不平等的结构性决定因素，成为一种深层的政治活动，致力于维护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彼得·多布肯·霍尔（Peter Dobkin Hall）所说，无论其捐款做了怎样的好事，富豪慈善家始终表现出不受核心政治和伦理价值观约束的私人慈善的缺点。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秩序，而是执着于高级技术方案、自由市场、比较优势经济以及美国和西方的全球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