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向全球发布中英文智库报告《中国减贫学——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减贫理论与实践》。该报告受到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针对减贫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中国减贫道路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中国减贫经验的可借鉴性、中国减贫学的未来研究方向四个问题，本报记者对世界银行中国、韩国和蒙古局局长芮泽（Martin Raiser）进行了专访。

　　经济增长具有反贫困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表示，“中国的减贫是一个增长故事”。在您看来，该怎样理解减贫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芮泽：两者间的关系既简单又重要，经济增长能促进一个国家平均收入的增加，而减贫本身可以被理解为低于某一收入阈值的人口比例的降低。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与贫困率之间都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经济增长能推动贫困的减少。不过，这种关系在不同国家间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都会存在差异，我们可以通过计算贫困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来对此进行衡量。例如，弹性系数为-1表示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当年贫困率就会下降1个百分点。在中国，近40年来，这一数字的平均值大约为-2，即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贫困率就下降两个百分点。这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数字，而且与较高的平均增长率相伴随。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减贫是一个增长故事。

　　还需要注意的是，增长的减贫弹性是一种能反映某一时期起始阶段贫困程度有多深的函数，它能展现贫困人口的收入和贫困线之间的距离。通过这个函数可以看出，需要付出多大努力才能使贫困人口的收入高于贫困线，以及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和全国平均水平的对比。1980年，中国的贫困率在90%左右，但实际上许多贫困户的收入水平非常接近贫困线。因此，贫困率一开始下降得非常快。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里，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加剧了。否则，贫困率的下降速度会更快。但在过去的十年中，不平等现象得到控制，稳定了下来，中国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这使得中国即使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也能持续减少绝对贫困人口。

　　中国减贫道路兼具普遍性与特殊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减贫道路反映了什么样的普遍规律？又有哪些独特之处？

　　芮泽：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中国的减贫是一个增长故事。在这一点上，它与包括其他几个东亚国家在内的、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没有太大区别。中国与这些经济体还有其他共同点，比如，贫困人口获得教育和医疗资源的机会显著提升，这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抓住经济机遇。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与之相应，经济转型和从农村向城市地区的人口迁移成为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动力之一。人口结构转型加速，抚养比率大幅下降，确保了家庭成员中有劳动所得的人口比例得以上升。

　　当然，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和当前的经济体制共同构成了特定的国情背景，这也很重要。例如，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近期曾提出，改革开放后中国贫困人口的迅速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初期中国的特征。此外，中国成功解决了消除绝对贫困过程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有能力同时动员大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来支持全国层面的优先事项。

　　借鉴中国减贫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减贫方法可能不存在，但其他国家或许可以从中国的减贫实践中吸取经验。您怎样看待中国减贫实践对世界的启示？

　　芮泽：我首先要强调的是，在过去40年全球减少的绝对贫困人口中，中国所占比例超过2/3。这显然是一项重要的成就。因此，更好地理解中国经验是有价值的。正如我之前所提及的，中国减贫的宏观经济驱动力与我们在其他高速增长经济体中看到的没有太大差别，而这些要素是可复制的，包括出口市场在内的市场信号传递和市场竞争、健全的宏观经济管理、较高的国内储蓄率、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量的公共投资、经济转型与提高生产率、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改善、人口结构转型等。以上几点可以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经验，以及在偏远和落后地区创造经济机会和就业岗位的案例相互补充。同时，尽管人们对中国减贫的整体形势有很好的认识，但在具体政策方面还缺乏强有力的实证论据。中国可以进一步拓宽有关公共支出和家庭预算调研的公开数据的获取渠道，以便全世界研究者对此进行相关分析。这会是中国为全球发展所作的一个巨大贡献。

　　发展完善中国减贫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在中国减贫学的未来发展中，可以就哪些课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芮泽：在中国的减贫经验中，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我已经提到，我们需要更好的数据来说明具体政策的影响，包括政府项目及其成本等。以劳动力转移为例，虽然这给有流动劳动力的家庭带来了很多好处，让他们能够在家乡以外的地区赚取更高的收入并带回家，但父母的离乡打工也对留守儿童造成了很大影响。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是让城市外来人口与其家人一起迁移，并相应地改革户籍制度。不过，这需要政府在住房和公共服务方面的额外投入。类似地，虽然我们已经知道技能是贫困人口获得经济机会的关键，但目前研究人员所获取的关于农村地区学习鸿沟的数据仍然有限。此外，现有关于中国减贫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研究大多聚焦于农村地区。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以及中国国内对贫困的定义与全球中高等或高收入国家更趋一致，未来中国相当一部分的相对贫困人口可能来自城市地区。到目前为止，这些都不是政策的重点，研究证据也比较有限。以上只是我所举的一些例子，用以说明针对中国在消除贫困和创造经济机会方面的研究工作仍需发展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国家也能够从中吸取更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