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和“风险”具有完全反向的意义：财富是满足人们欲望的工具，是能够提升社会地位、获得公共权力、享有社会声望的核心资源，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稀缺物；风险则代表着某种负面伤害的可能性，除非能够带来巨大的相对收益，否则是人们在多数状态下要努力回避的对象。然而，任何社会都需要对财富和风险进行某种社会结构意义上的分配。19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经典著作《风险社会》的开篇便讨论了“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的逻辑”，明确提出“风险具有阶级属性”，“风险同财富一样附着在阶级模式之上，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顶层积聚，而风险在底层积聚”。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美国社会，几乎完美印证了贝克的判断：社会财富加速向富有者积聚，而以感染病毒的健康风险为核心的各类相关风险却前所未有地向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人口积聚。这种财富与风险的逆向分配趋势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导致了各类社会冲突的聚集和破坏力的集中释放。

　　疫情加剧财富向富有者积聚的趋势

　　美国整体富强的面纱背后，遮掩的是贫富严重分化的冷酷现实。2018年5月，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在其访美报告中指出，美国已经沦为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2019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表明，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处于50年来的最高水平，2/3的财富由最富有的5%的人占有。

　　这些数据已经令人惊讶。然而，在这种严重贫富分化的状态下，如潮水般涌来的疫情更加剧了这种“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趋势。对穷人而言，由于疫情使美国经济失控，数以千万计的普通劳动者失去了赖以谋生的工作，大量的美国底层人口失业。在经过大规模封城后，只有不到一半的非洲裔美国成年人还拥有工作，他们的贫困率是白人的2.5倍。对富人而言，却是另外一番图景，根据福布斯网站2020年12月11日的报道，在疫情流行的8个月中，美国614位亿万富翁的集体净资产增加了9310亿美元。据彭博财富网报道，美国最富有的50人与最贫困的1.65亿人拥有的财富相等。

　　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已经超出了许多美国人认为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范围。然而，面对这种情况，美国政府不仅缺乏消除这些结构性原因的政治意愿，反而不断推出使之恶化的政策措施，不断显示出美国金钱政治的本质面目。正如奥尔斯顿一针见血的评价，“极端贫困的持续存在是当权者做出的政治选择”。

　　疫情加速风险向贫困者积聚的趋势

　　新冠肺炎病毒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它在传染人时并不会选择对象。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人们在疫情面前是平等的，不会因为阶层、种族、性别、肤色等存在差异而有所不同。但在实践中，由于境况各异，人们在面对风险时的脆弱性却存在天壤之别。富有者可以选择远离病毒源的生活方式，或如贝克所言，“财富可以购买免于风险的安全和自由”，即使不幸感染，也享有最优越的医疗条件来降低遭受严重伤害的可能性。而贫困者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暴露于风险之中，成为疫情风险状态下各类负面后果的实际承担者。在这个意义上，“风险不是民主的——在制造受害者这一点上，它并不认同人人平等。因为一些人的特质脆弱，他们就承受着大于他人的风险”。贫困者的脆弱性尤其表现在住房、食物、医疗等确保人们生存最为基本的方面。

　　第一，越来越多的贫困者失去起码的住所保障。享有基本住房条件是基本人权，也是防止被感染的必要条件。在疫情蔓延状态下，美国越来越多的贫困者失去了物质意义上的避难所。根据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年度无家可归评估报告，2019年，美国约有56.8万人经历了无家可归，疫情大流行则使这个本已十分严重的问题进一步恶化。由于失业以及伴随着的收入锐减，超过3000万人面临着无法续租房屋的风险。根据《洛杉矶时报》网站的报道，由于疫情冲击，无家可归者的数量增长了45%。同时，用来帮助无家可归者的那些设施，由于疫情对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而大大缩减了可能的容量。一方面，无家可归者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社会能够提供帮助的容量却大幅度缩减。这一增一减使得大量贫困人口露宿街头，极大地增加了他们被感染的风险。

　　第二，数千万贫困者缺乏起码的食物保障。确保必要的营养是保持人体免疫力不可或缺的前提，也是保障人们具有起码的健康水平的基本人权。在疫情之前，美国有3500万人依靠食物银行的救济生活，疫情流行之后，遭受饥饿困扰的美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根据“喂养美国”网站之前的预测，2020年超过5000万人会陷入食物不安全的状况，这意味着1/6美国人、1/4的美国儿童将面临饥饿的威胁。如果同时考虑种族因素，非洲裔美国人的境况更差，根据《华盛顿邮报》网站的报道，超过20%的非洲裔家庭时常没有足够的食物。而根据《卫报》的报道，美国全国范围内对粮食援助的需求比疫情流行之前高出了60%。在2020年的感恩节，有高达数百万美国人必须依靠慈善机构的救助才能免于挨饿。可以想象，当人们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时，躲避其他风险只能是有心无力。

　　第三，医疗保障成为很多贫困者难以企及的奢望。疫情使得人们的医疗负担加重，对医疗保险的依赖程度大幅度加深。但与此矛盾的是，疫情状态下能够享有医疗保险的人口却出现锐减趋势，这是因为医疗保险与就业状态密切相关。根据《华盛顿邮报》2020年5月9日的报道，2050万人突然失去工作，一个月内抹掉了10年来增加的就业岗位，失业潮的速度和规模超乎寻常，几乎是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两倍。根据《纽约时报》网站的报道，2020年2月到5月间，就有540万工人失去医疗保险，如果将投保人的家庭成员包括在内，则有2700万美国人由于疫情失去医疗保险。在得克萨斯州，每10个人中就有3个没有投保。这些没有保险的人往往收入更低、受教育程度更低，而且更容易生活在被污染的环境中。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他们更危险，也更无奈，成为风险状态下最脆弱的群体。

　　当然，贫困者脆弱性的表现远远不止上述三个方面，还包括教育、工作、社会救助等很多方面，但所有表现都指向一个结果，那就是本身就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在疫情冲击下，更加弱势，也更加无奈。疫情成为加固美国阶层分化的又一强大力量。

　　财富与风险的逆向分配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

　　财富与风险的逆向分配客观上加剧了贫困者与富有者之间已经存在的巨大鸿沟，而且这种鸿沟的存在和扩大都是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进行的。如挪威学者加尔通所概括的，贫富分化的力量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结构性暴力”，它隐身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之中，表现为各种既有的制度和机制，结果是对弱势群体相关权利的系统性否定和侵犯。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合法情况下进行的，看起来都是个人的自由选择，看不到“直接暴力”。

　　但这种结构的长久运作和不断僵化，必然导致社会怨气在社会底层积聚。为什么这个社会的财富为一小部分人独享，而不幸遭遇却不可遏制地涌向那些本身就极为脆弱的人？当人们在苦苦奋斗之后却依然无法对命运做出丝毫改变时，社会怨气便开始积聚并相互传染。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大众就会逐渐形成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形成明确的分裂线，社会呈现出撕裂的状态，而底层民众的情绪就会如同一口煮沸的大锅，日益积累的愤怒、怨恨、恐慌、不安的情绪到处寻找可以发泄的突破口。一旦发生某种激活边界的事件，怒火便具备了点燃的条件，最终形成势不可当的暴力冲突。如果不对财富和风险的逆向分配做出根本性的调整，美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局面将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拓宽并规范民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与纠纷化解的网络渠道研究”（20BZZ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