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促使人们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远程办公给人们带来了便利。在后疫情时期，各国学者对回归到传统的办公模式还是继续远程办公争论不休。针对这一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疫情催生“数字游牧民”

　　疫情导致全球许多城市陷入封锁状态，不仅远距离的旅行受到极大限制，近距离的工作也无法像以前一样通勤，或者实现办公室满员。以美国为例，各州分阶段重启经济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鼓励员工远程办公，办公室人数控制在低数量状态。

　　远程办公还会跨区域跨国家。伦敦大学学院（UCL）人类学学者戴维·库克（Dave Cook）对记者表示，远程办公有主动选择的成分，也有“被迫”的成分。例如，8月中旬，依然有16万英国度假者因隔离措施滞留在法国；8月22日，克罗地亚、奥地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地区被列入英国检疫重点名单；随后瑞士、牙买加和捷克共和国也被列入英国检疫名单，受到影响的人们处于恐慌中。对此，巴巴多斯推出了一种“巴巴多斯欢迎邮票”，允许游客在该地远程居住和工作长达12个月。随后，这一趋势迅速蔓延到百慕大、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等地区，许多地区推出了“远程工作友好签证”。

　　库克表示，签证方式的调整意义重大，这些地区的举动很有可能改变人们的工作和度假方式，甚至改变人们对公民身份的看法。

　　在库克看来，即使没有疫情发生，数字游牧民（digital nomads）在近年来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数字游牧民——通常是千禧一代，一般从事可以使用移动设备的工作，如电子商务、文案和设计等，他们其中很多人在过去这些年远程工作，甚至跨越地区和国家。

　　2015年，数字游牧民还被视为一个小众群体，但现在加入这一群体的人越来越多。当前，公司地点和办公地点彼此分离甚至跨越国度的工作者群体也在日益壮大。库克表示，随着疫情蔓延范围的扩大，各国新一轮的签证和边境政策又把数字游牧民拉回了新闻头条。

　　库克认为，在全球疫情的催化下，数字游牧民和远程工作者（remote workers）之间的界限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在疫情发生之前，多数办公室工作人员“被固定”在某一地理位置，只有少数商务旅行者和幸运的数字游牧民能够带着工作远离固定办公场所，甚至是边旅行边工作。但疫情发生后，原来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很多变成了远程工作者，这让更多的人开始“偷窥”和体验到数字游牧民这一小众群体的生活。

　　越来越多的人把办公场所搬到了家里，全球很多城市中心的写字楼宇开始萧条，为了躲避疫情，人们更希望搬迁到人口稀少的郊区或农村。

　　对此，库克提醒，大规模远程办公的兴起可能会迫使更多国家“争夺公民”，而数字游牧民这一群体的壮大将促使物质主义（materialism）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衰落。

　　探讨长期远程工作的可行性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公共管理教授凡恩文·普拉格（Fynnwin Prager）认为，远程办公、网络工作和非高峰上班时间，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增加了灵活性。以美国为例，人们上下班的平均通勤时间接近1小时，大城市甚至需要更长时间。因此，城市规划和发展方面的专家应借此思考日益恶化的交通状况。

　　目前，很多企业已经允许员工长期远程办公。库克认为，如果全球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推出远程办公，当前的雇佣合约可能面临改写，雇主和雇员之间原先不言而喻的社会契约可能会被打破。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副教授布莱德·麦克纳（Brad McKenna）认为，受疫情影响，一些习惯在办公室工作的员工被迫在家工作，对此，企业必须使用远程协作技术来保证团队的远距离协作。麦克纳及其团队的研究表明，远程工作者需要与在办公室工作的同事享有平等地位，以确保远程工作员工在未来不会受到排斥。

　　麦克纳及其团队调查了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瑞典、丹麦、德国等国家在疫情期间，被强制居家办公的工作者。调查结果表明，数字协作平台如同一把双刃剑，同时起到了“均衡器”的作用；允许与以前被边缘化的员工进行更大程度的合作，但同时也给远程办公带来可见的挑战；数字平台成了沟通和协作的唯一渠道，更多层面的协作变得困难。

　　在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FAU）科技管理教授亚历山大·布雷姆（Alexander Brem）看来，远程办公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团队工作、促进了自发协作以及激发了人们在共享空间的思维碰撞与融合。企业要考虑设计更多的支持措施来避免远程关系的疏离，确保远程办公发挥积极作用。

　　（本报波士顿9月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