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impact）如今已成为重要的科研评价标准，提升科研影响力既是研究人员自身的追求，也是资助机构、政府、公众对科研人员的期待和要求。不过，也有学者担忧，过度重视影响力，会对科学发展本身产生不利影响。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哲学系杰出教授斯蒂芬·P. 特纳（Stephen P. Turner）与美国非营利组织“拓宽科学参与的干预措施”（UI）联席主任、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与工程能力提升中心前主任达里尔·E. 楚宾（Daryl E. Chubin）日前在科研交流网站“研究之门”上发文提出，过度聚焦于影响力，特别是影响力的量化指标，会妨碍知识的增长。特纳就此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并着重介绍了美国学界的情况。

　　从发现导向转变为生产率导向

　　特纳谈到，20世纪上半叶，科学被视为由受到共同群体伦理约束的个体开展的事业。匈牙利裔英国籍物理化学家迈克尔·波拉尼和美国化学家、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都曾提出：科学家是自主的，他们有资格和权利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方法等；各种来源的科研资助，如大学院系的预算，使这一自主性成为可能；科学家是独立的，他们能够从其他同行那里获得已经得到验证的研究成果，也能自己通过复制研究来验证成果；独立性意味着科学家能够在职业操守、行为规范方面自我监管。当时的科学家大多处在这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下，科研活动的组织性相对较弱，团队工作的规模小，学术出版的压力也较小。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曼哈顿计划改变了科学家的处境，“大科学”“大预算”的时代来临。如何建立一个需要接受纳税人和国会立法者问责的政府科研资助体系，如何将资金发放给最杰出的科学家同时满足国家安全和发展需求，面对这些问题，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给出的答案是：向固定期限的科研项目和科学家个人提供经费，经费申请评估包含对科研项目前景和科学家个人履历的判断。20世纪50年代，新的科研资金来源加速了科学事业扩展，反过来又加大了对政府支持的需求。到了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的成就越来越多地与论文引用数据“挂钩”，高校将经费获得纳入对科研工作者的奖励机制中。科研经费“市场”鼓励竞争，从中胜出的是高产出的项目和个人，创业精神成为科学家职业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这一时期科学研究的主导理念从“发现”转变为“生产率”，前者强调知识和思想本身，后者强调投入应与可衡量的产出相符，如引用率或专利数量。面对经费竞争，来自产业界和军方的资助成为高校维持实验室运行必不可少的资金来源之一。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任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工程经理艾利希·布洛赫（Erich Bloch）担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凸显了这一转变。布洛赫认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研究必须与经济发展相关。在这一思路影响下，科学研究的影响力变得日益重要，政府和公众希望科研成果能创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发展。

　　不可只关注科学的实用价值

　　楚宾建议人们思考两个问题：从发现导向到生产率导向的转变，是科学发展变化的自然产物，还是社会通过制度实践选择的结果？如果是后者，我们应接受它带来的损失吗？“影响力科学”更擅长向政府、市场、各类决策者和公民提供可用的科学“产品”，但对这一优势的重视也“排挤”了在小规模、慢速科研模式下获得科学发现的宝贵可能性。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政治分析家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在其新著《颓废的社会：我们如何成为自身成功的牺牲品》中写道，科学研究存在复制危机（replication crisis），但我们依然能轻易识别出明显取得进步的领域。然而，这些趋势揭示了一种减速，实现突破的难度在上升——乐观地看这是瓶颈，否则就是天花板。

　　德国物理学家、科学作家萨宾·霍森菲尔德（Sabine Hossenfelder）年初发文称，20世纪70年代中期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建成后，物理学基础领域未见进步。自那时起，用于描述观察到的现象的理论一直未变。这些理论的某些方面后来在实验中得到确证……但其全部缺陷至今未得到解决。

　　在生产率和影响力主导的科研模式下，科学家关心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否取得专利、是否具有商业化潜力或在实际应用层面有助于某一政策目标的达成。由此得到的科研“产品”通常是模型而非完善的理论，因为全面充分理解问题需要的时间太长或因问题过于复杂而难以实现。尽管这些研究也受到科学家好奇心的驱动，但他们的好奇心甚至也是对某种需求的回应。然而，如果发现导向的科学长期受到忽视，科学的实用功能也将受到损害。况且，不能将影响力等同于科学价值或地位。例如，生物统计学论文引用率通常高于统计学论文，但生物统计学并不是一个基础性学科；医学伦理学论文的影响力指标很高，但医学伦理学仅是伦理学的分支之一。

　　特纳表示，现代科学的组织现实条件要求研究者与资助者在一定程度上要达成目标一致。但在激烈的竞争面前，目标一致化的任务更多地落在了研究者身上，科学家所谓的自主性只能局限于其与资助者的关系范围内。这种关系也催生了种种乱象：研究者夸大研究的影响力和与政策的相关性；放弃有望拓宽人类知识边界的研究而转向容易获得资助但科学价值不高的研究；不愿对同行的成果提出质疑并证实质疑；止步于满足需求、达到资助机制设置的目标而不进一步“深挖”科学原理或从其他方向探究。

　　在这样的科学体系中，激励机制是扭曲的。如果某一科研发现证实了资助者希望证实的假设，研究者将得到更多经费。当许多人尝试证实某一假设时，他们很可能找到想要的答案，即使未找到，也可以不发表结果从而避免遭到批评。同行评议和科学家的自我约束已不足以控制残酷竞争的不良后果，高校也倾向于采取放任态度，支持任何获得资助的科研项目而不对其进行仔细审查。大部分科学家都是在内部因素的驱动下从事科研工作，但僵化的职业制度令他们不得不为生存而妥协。例如，在政策或商业领域，“确定的科学结论”“科学家的共识”意义重大，但共识并非一种科学传统，保持共识的压力可能使科学家不敢公开表达自己对他人研究成果的怀疑或不同意见，以避免在经费申请、论文发表、晋升等方面遭到“报复”。

　　特纳说，在现代条件下，如果没有产生实际效用的前景，如此庞大的科学事业也不会存在，问题在于科学家能否在满足科研管理要求的同时保持科学家的真正使命、求知欲、好奇心和追寻真理的热情。对“好的科学”的理解部分取决于人们接受的科学教育和训练，在“生产率模式”下培养的科学家已不像其前辈那样深刻地感受到科研管理制度与科学追求之间的冲突，他们大体上接受这种模式。当代科学在解答重大问题的道路上停滞，更多的是因为人们失去了这样做的意愿甚至能力，而非真的没有“大问题”需要回答。从发现导向到生产率导向的科学转变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对当前一代乃至未来的科学家而言，如何平衡科学的内在价值与实用价值或许不再是一个问题。如果科学家的好奇心局限于科研制度要求他们感到好奇的问题，将是科学和社会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