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生态学视角审视我们周围的世界。当他们认识到实现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后，一些遵循“生态转向”研究角度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包括生态文学、生态翻译学、生态语言学等。

　　作为上述学科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门类，生态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在与生命相关的可持续性互动关系中的作用，关注语言的生态和生态的语言。目前学界对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即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这两种模式互为补充，共同促进了生态语言学的发展。美国语言学家艾纳·豪根（Einar Haugen）将生态语言学作为一种隐喻，强调语言的多样性，其研究重点在于各种特定语言与其所属环境的相互作用。英国当代语言学家、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Michael Alexander Kirkwood Halliday）则主要关注语言在生态问题中的作用，认为应当突出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研究语言对人类生存的大环境特别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和作用。

　　我们可以将韩礼德所提出的“绿色语法”作为生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石，在语篇分析实践操作中，通过整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所包含的纯理功能、语法隐喻、语境等方面的内容，从语言本体层面和语境层面去建构生态话语分析框架。

　　绿色语法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要对语言的生态和生态的语言进行分析，需要整合适合生态语言学这一学科的相关语言学理论并搭建分析框架；同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还需要密切关注语言系统中的生态因素和非生态因素。因为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较为多样，所以不同的学者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构建生态话语分析框架。而绿色语法是生态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韩礼德的绿色语法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观。他强调以语言为手段保护生态环境，批评了语言系统中的三个非生态因素：增长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等级主义。增长主义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英语中很多不可数名词和集体名词（water、air、food、paper等）都含有无穷/无尽的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人们认为可以无限度地使用有关物质。而过分索取自然资源，长期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却会带来生态系统的破坏、物种的灭绝和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的主导，如在“我有一只宠物犬”（I have a pet dog）这一例句中，“宠物犬”（pet dog）是属于“我”（I）的，这凸显了人类对动物的占有，忽视了人类也是其所处的社会和范围更大的自然界的一部分。等级主义将事物划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两类。语言系统中的等级主义主要表现在代词的使用方面。英语中对不同性别的人可以使用不同的代词（he/she），而指称动物的代词却只有it。将人类与生态系统中的非人类有机体割裂开来，反映出对这些非人类有机体的重视不足。针对这些问题，绿色语法更加强调从生态和环境的角度去审视语言和生态的关系，进而揭示各类语篇背后潜在的非生态因素并加以抵制。韩礼德提出绿色语法旨在鼓励人们寻求与自然生态相和谐的语法，批判传统语法中不利于环境和生态保护的因素，希望能够借此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分析语言功能的实现及影响

　　韩礼德在语言本体层面提出，语言具有三种基本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概念功能在语法层面上是通过及物性这一语义系统实现的，它关注的是语句所描述的不同类型的过程以及在这些过程中扮演了某个角色的参与者。这里的“过程”通常包括物质过程和心理过程。物质过程指的是表征外部世界经验及在真实世界中做某事的活动过程；心理过程则是表征人的内心世界及思考、感知世界的过程。物质过程中的语义配置结构包括主动发出动作的施事者和被动承受的受事者。在心理过程中，最重要的语义配置结构则是感知者。

　　按照韩礼德的理论，笔者对一些与鸟类有关的国际文件、建议书等的及物性及其所体现出的物质过程和心理过程等进行了分析。从它们的文本内容来看，在物质过程方面，人类做出动作、扮演施事者角色的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形：“购买鸟”“保护鸟不被捕食”“隔离鸟并处理死鸟”“加工鸟”。而鸟类处于施事者位置的情形则通常为：它们“流血”“死亡”“生产（蛋类）”。大多数情况下，鸟类都处于受事者的位置，通过被动语态的使用，施事者被略去了。如鸟类“被宰杀”“被养殖”“被抓住”“被处理”“被分类”等。在心理过程方面，承担感知者这一角色的大多为人类，而鸟类没有被呈现为能看见、能感觉的生命有机体。这种表达方式忽略了鸟类也是有情感、有知觉的生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其他生命有机体的重视不足，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在这些文件的文本中，人际功能主要是通过语句的语气结构来实现的。通过统计其中对主语“我们”“生产商”“公司”和表达情态意义的“要”“应该”等词的使用情况，笔者发现，有关文本通过使用显性主语“我们”和抽象化隐性主语“生产商”“公司”构建了“人类群体”身份，将人类与非人类有机体割裂开来。其语篇功能主要通过语句的主述位结构来实现，主位推进模式以同一型模式推进为主。主位通常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代词“我们”，而述位则通常是作为生物的动物，主述位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有关文本并没有充分地从道德性的角度去考虑动物的福祉。

　　结合背景因素进行语境层面剖析

　　韩礼德认为，在生态话语分析的语境层面，我们应该充分考虑社会发展阶段、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从而形成适应不同语境的生态话语分析框架。语境可以突出体现生态学相关理论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这里的语境包括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文化语境是指话语产生的主要文化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情景语境则重点关注语言发生的情境。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已经超越了语言系统的限制。这种因语言而产生的话语分析框架可以暗合中国文化的话语环境。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亲近自然”“天人合一”“顺应自然”“人性本善”等思想，这些思想或深或浅地存在于汉语文本的话语体系背后。在语境层面上，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框架中，不仅可以实现不同层面语境意涵的深度和谐，而且可以凸显出语言在解决生态问题时的重要性。

　　借助韩礼德所倡导的绿色语法，对重新塑造我们思维方式、影响我们对世界认识的语言进行生态分析，不仅可以以生态为本，抵制语言系统中的非生态因素，以期达到语言生态的平衡；而且可以通过语言生态的平衡促进文化生态的平衡，进而保证社会生态的平衡，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从人类语言思维这一角度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帮助。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中医药典籍语篇研究”（19YYC152）和“政治生态学的语言学研究”（19ZZD19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公共外语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