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牛耕就已成为高效率的农业生产方式，但耕牛数量有限且价格高昂。西汉中期，牛耕才得以在黄河中下游推广。东汉豪强地主田庄迅速发展，这些田庄具备购买、饲养大量耕牛的能力。为增加粮食产量、扩大耕地面积，东汉朝廷和地方官吏十分重视推广牛耕技术。东汉官私畜牧业都有很大发展，“牛羊被野”，耕牛数量不再紧缺。加之小农家庭结构扩大、耕牛出租方式的出现，小农家庭也得以使用牛耕乃至购买耕牛。上述因素使东汉牛耕范围迅速扩大，西至关中、河西，南至长江以北，北至长城沿线、辽西，许多农业区都开始采用牛耕。耕牛在东汉已成为关系国家强弱、百姓生计的重要生产工具，“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因此，西晋司马彪所撰《续汉书·五行志》将牛疫与地震、山崩等重大自然灾害并列。

　　据《后汉书》载，仅东汉光武、明、章三帝时期，牛疫就暴发6次，主要发生于洛阳、徐、兖、豫等黄淮流域的农业发达地区。牛疫属于水旱等自然灾害引发的次生灾害，水旱灾引发的虫害、饲料难觅、水源污染、气候变化是东汉牛疫经常暴发的主要因素。牛疫具有较强传染性，虽然东汉时已有一些治疗牛疫的药方，但治疗效果有限。面对牛疫，普通小农通常只能是将牛迁往其他州郡躲避，从而导致牛疫传播，这是东汉牛疫一旦暴发就跨州连郡的原因。东汉牛疫的暴发往往与水旱灾相叠加，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性很强。牛疫经常导致东汉数州乃至北方大范围的耕牛死亡。加之在水旱灾的打击下，东汉农业生产很快陷入停顿，垦田减少，粮食减产乃至绝收，谷价大涨。小农生活无法维系，更无法缴纳赋税田租，以致破产流亡。最终，国家控制的编户人口和赋税来源骤减，演变成国家必须应对的经济危机。

　　东汉国家应对牛疫的着眼点，是要确保对编户小农的控制和赋税征收。当疫灾暴发时，为防止大量小农沦为豪强地主的依附民，从而失去赋役来源，东汉国家往往免除牛疫地区小农的田租、刍稿等赋税。同时，向小农发放谷物赈济，要求郡县乃至乡亭小吏必须让逃荒在外的小农返乡，由各州刺史负责督查，郡县官员加以严格执行。对在受灾地无法存活而流徙他地的小农，东汉国家也给以土地赋税方面的扶植。例如，元和元年（公元84年）牛疫暴发后，东汉国家规定：小农到达徙居地后，当地官府要派给公田，为其雇请佣工，贷给种粮，借与农具；五年不收田租，三年不收口赋。这些措施旨在使小农家庭恢复生产，重新成为编户小农。

　　为尽快恢复耕地亩数和增加粮食产量，东汉国家一般按照财产和受灾情况，借贷小农春耕物资和费用。不仅如此，东汉国家、地方官吏还直接规定小农的耕种方式。例如，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朝廷下令受灾各郡的小农要区种、增耕。所谓区种，即精耕细作，将大量人力投入在小块土地上，进行整地和中耕。东汉是在各地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的弱势王朝，其国家财政和掌握的公田很少，受灾小农得到的谷物、借贷物资乃至土地都很有限。牛疫后幸存的小农，在东汉国家扶植下，勉强能完成区种。如果要其在没有耕牛、仅靠人力的情况下增加垦田数量，则无法完成提高粮食产量的任务。然而，地方官吏不仅借度田，督促小农开垦耕地，而且将不能耕种的土地租给小农，妄图使耕地亩数达到牛疫前的数目。这就会使本已艰难为生的小农力衰而竭，乃至揭竿而起。因此，贫弱的朝廷、腐败的官僚体系使东汉应对牛疫的效果极为有限，几乎每次牛疫都是对东汉普通小农生计和社会经济的巨大冲击。

　　东汉有记载的牛疫主要发生在东汉前期。东汉后期至隋统一的500年中，相关史籍记载的牛疫只有6次。牛疫属于常见的牲畜传染病，史籍特别是相关正史长期没有记载，这应与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有密切关系。据杨振红研究，一头牛相当于一户小农家庭半年到一年的口粮，如遇牛疫，小农家庭几乎无法承受。经过东汉前期几次牛疫的打击，普通小农再也无法承担使用耕牛的风险。靠人力耕种的小农，完全没有能力与大量使用牛耕的豪强地主竞争。由此，在朝廷徭役杂税的压榨和豪强地主强力兼并下，小农纷纷沦为田庄的依附民。东汉末年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灾害频繁，小农家庭很难自存，很多小农被世家大族纳入其主导的宗族组织和乡间共同体中，成为其大土地所有制下的依附民。

　　田庄和大土地所有制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无疑较单户小农有能力抵御牛疫的冲击。魏晋南北朝各政权广泛推行屯田制，很多失地流亡的小农成为屯田客，即依附于国家、处于军事化管理的农民。国家负责提供耕牛及农具，屯田客按是否租用国家耕牛以及租用耕牛数量，向国家缴纳分成地租。北魏灭掉后燕占领华北后，“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仍是用耕牛控制小农，使其依附化。可见，耕牛是魏晋南北朝国家役使并占有小农及其劳动成果的重要工具。为确保拥有大量的依附民和稳定的地租，国家就承担了养牛的风险，从而大幅度降低了牛疫对小农和经济的冲击。以上应是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牛疫记载次数奇少、牛疫很少被史家所重视记录的原因。

　　总之，东汉前期牛疫频发、频被记录，是牛耕在中古农业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的突出表现，同时牛疫也是加速中古时期小农依附化进程的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