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产生、形成于20世纪初，并随文学理论的发展而发展。现实主义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组成部分，有必要认真梳理、研究。

　　早期写实主义

　　中国文学一直有现实主义传统。从《诗经》开始，到《史记》、汉乐府、唐诗，再到唐传奇、宋话本、明清小说，一直充溢着现实主义精神和对现实的真实描写。而且中国史传文学发达，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了中国叙事作品的半壁江山，并形成了中国叙事文学中的“实录”传统和“慕史”倾向。这为现实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本土基础。

　　现代意义的中国现实主义主要是在20世纪初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西方现实主义理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中国，与中国现实和文学传统结合，形成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被称为“写实主义”。最早提倡写实主义的是一批晚清学者，但写实主义的真正确立，则是由于陈独秀、胡适等“五四”学者的努力。早在1915年，陈独秀在给张永言回信时就提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1917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同年，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著名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不仅明确打出“写实文学”的旗号，而且“国民文学”“社会文学”与“写实文学”也是相辅相成、互相支撑的。1918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易卜生主义》，指出“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在文学潮流和文坛领袖的推动下，写实主义于20世纪初在中国文坛得到确立，成为新文学运动主流的创作方法。

　　不过，写实主义有两个严重的缺陷，一是浓重的自然主义倾向，二是与新文化运动改造社会、改良民心的主张相背离。写实主义将如实描写社会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但在发展过程中，又对其写实的一面进行了各种强调，将写实主义固定在纯客观描写上。然而，要达到新文化运动通过文学改革社会、改良人心的目的，就需要文学言之有物，有思想感情。文学要有思想感情，作家的主观观念就必然要渗入其中。写实主义在这里遇到了困难。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兴起，现实的需求更促进了对写实主义的反思和改革。

　　由于当时新文化运动理论内生的动力与条件都还未成熟，因此作家与批评家仍是将目光向外搜寻。进入他们视野的是日本理论家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理论。藏原惟人曾在苏联学习，他的新写实主义与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有着较深的理论渊源，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们试图通过新写实主义来弥补写实主义的不足，表达自己高涨的政治热情。但新写实主义的问题也很多，比如其既“真实”又“正确”地描写生活的主张，实际上，这两点很难做到完全统一。

　　现实主义及其反思

　　就西文词源来看，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西文词源都是“Realism”，译为“写实主义”，强调的是它如实描写现实的一面；译为“现实主义”，重视的则是“Realism”的整体含义。写实主义的问题不一定是“Realism”的问题，写实主义衰落了，“Realism”仍然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因此，在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站不住脚之后，中国文艺界选择“现实主义”这一新的译名便成为必然。当然，这一译名也不是横空出世的。1919年，朱希祖在翻译厨川白村《文艺的进化》时，就把“Realism”翻译成了“现实主义”，之后不断有学者将“Realism”译为“现实主义”。1933年4月，瞿秋白在《现代》杂志发表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同年5月，周扬也在《现代》杂志发表文章《文学的真实性》。文章中，两人都旗帜鲜明地提倡现实主义。由于两人当时在左翼文坛的重要地位，加上《现代》杂志在当时的重要影响，“现实主义”这一译名遂为文坛所接受，成为通行术语。这一译名的确立，标志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中国步入新的发展时期。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强大生命力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在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现实主义要求在表现客观生活的同时，将作者主观的思想感情隐含在所表现的现实之中，自然地流露出来；第二，在具体的创作要求上，现实主义要求在保证细节真实的前提下，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使现实主义作家在表现现实生活、塑造形象世界、表达思想感情方面达到了一种和谐，在处理现实与理想、真实与意义、客观与主观、个别与一般等的关系方面达到一种辩证的统一。

　　不过，这种和谐与辩证的统一取决于作家对主客关系的正确处理和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正确理解。对主客关系处理不当，容易走向主客的分裂，造成作家过于偏重客观或者主观。而对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解，则牵涉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如果理解不当，也容易造成个别与一般之间的矛盾，形成所谓的个性主义或本质主义。写实主义实际上是过于走向客观与个别的一面，新写实主义则是过于走向主观与一般的一面。“现实主义”译名确立后，这些偏差并没自动消失，过于偏重客观一面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强调写实，注重还原现实生活的原生形态，强调对现实生活中平常琐事的描写，反对作家意识对作品的干预，不注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与20世纪初的写实主义相似，是另一种形式的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偏离。

　　重返现实主义的源头

　　要避免上述理论与实践上的偏差，还得回到现实主义的源头——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上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现实主义时，反复强调了四个方面的思想：第一，现实主义既要注重细节的真实，也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第二，现实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于表现现实，而不是表达作者的思想。一部作品只要真实地描写了现实，使读者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永恒性产生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恩格斯致明娜·考茨基》）。第三，作者的主观思想不能以直接的方式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而应通过场面与情节自然地流露出来。马克思曾批评拉萨尔，认为他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要求他“更加莎士比亚化”，“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最朴素的形式”也就是形象的方式，要将思想隐含在形象中，通过形象表现出来。第四，在作者的主观思想与客观现实发生矛盾时，主观必须服从客观。恩格斯赞扬巴尔扎克能够抛开自己的政治偏见，描写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大的特点之一”（《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倡导的正是主观符合客观、按照客观现实的本来面貌进行创作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实践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正确理解与实践现实主义，也有助于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健康发展，促进文学的繁荣。表现现实是文学永恒的任务和主题，但对现实的理解、表现现实的方法，却是多种多样的。这正是各种创作方法形成的基础和原因。作为一种创作精神与创作倾向，现实主义是完全开放的。但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却有着自己特定的规定性。若违反了这些规定性，就有可能造成现实主义的扭曲与变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18ZDA27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