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跨越围墙”“智慧教育”“在线课程”“知识服务”等诸多教育样态逐渐显露头角，宣告着教育的未来已经到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报告，以反思的视角瞻望了“未来已来”的教育。面对“未来已来”的教育，我们应如何以反思的态度来接纳这个初生之物？哲学家约纳斯（Hans Jonas）曾对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其中也涵括了教育问题。依凭约纳斯开创的责任伦理学，我们或许可以借此打开反思教育的智慧新门。
观照他人：设定教育的“距离”
“未来已来”的教育呈现着“云端教育”“自由学校”“电子书包”等多样与别致的教育形态。数字技术不断为知识创造提供拟真条件，网络将改变学校的时空格局，教学范式和认知方式亦会随之更新，这些变化似乎预示着人类的教育将会出现重大变革。在约纳斯看来，人类的诸多事业距离“责任伦理”越来越远，他把这种只关注人类自身的短视之学称为近距离的伦理学。我们将约纳斯的近距离伦理学隐喻迁移到教育领域亦可成立。当教育的聚光灯仅是投射于人类自身时，这种教育终究还是属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教育，而此种狭隘视野的教育可称为近距离的教育。
近距离的教育体现为教育目标设定囿于人类的局限性，特别是教育目标的设置缺乏一定的可行性。比如：我们应该达到哪些教育目标？提供哪些教育经验才能实现这些目标？怎样才能有效组织这些教育经验？我们怎样才能确定这些目标正在得到实现？显然，现在的我们仍然不能对泰勒（R. W. Tyler）70年前在《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中提出的教育目标问题作出符合人类自身甚至超越人类范畴的回答。这足以说明，现在的教育终究还是环绕在人类周围的近距离的教育。约纳斯认为，人类的“任何行动必须从人类的长远存在着想，或者任何行动的后果不能对未来的生命造成破坏”。教育终究不是为了关注人类自身发展的近距离的教育，而我们需要的是将人类置身于世界并着眼未来的远距离的教育。
为实现远距离的教育，我们应在教育目的和知识学习两方面作出努力。第一，在教育目的方面，约纳斯与美国教育哲学家诺丁斯（Nel Noddings）的关心伦理思想是一致的，教育的目的在于促使学习者学会关心，即学会“关心他人，关心自然与物质世界”，学会关心生命世界中的一切存在。第二，在知识学习方面，约纳斯认为，“基础知识必须尝试跟上我们的力量的转瞬即逝的影响范围，而且，必须使其近期目标经受长远后果的批评”。这进一步说明，除了培养学习者的认知能力，我们还需注重培养其诸如“社会与情感能力”（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的非认知能力，力图在知识创新与社会实践之间实现意义的重塑，从而为造福人类与改善世界付诸行动。
关注学习：承担教育的“责任”
自瑞典创立的Vittra Telefonplan学校设计成型后，人们开始关注未来学校的设计理念，认为未来学校应该是充满乐趣的、开放的、交互的空间样态，因而不会有固定划分的教师、桌椅和隔墙。在美国建立的Ad Astra学校，没有统一的课程时间安排，甚至没有课后作业，学习者只是通过问题式或项目式学习方式来完成相应任务。未来教育的样板学校越来越多，这些学校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充分尊重学习者的兴趣，学习与游戏有机相融，学习时空可以即时调控。就学习时空而言，传统的学习时间已经变得不是单向的、线性的，空间也不是区隔与封闭的，学习时空正向着立体的、开放的、可塑的、可生长的趋势不断转换与重构。
除了可以转换与重构学习时空，人工智能也为改变人类的学习方式增添了不少光彩。人工智能将人类的学习从固定的接受学习，转换为智能化的“混合学习”“自适应学习”“无边界学习”等诸多学习模式。具体而言，基于人工智能的学习，更多是在人机交互的形式中进行，未来学习中的陪读、练习、监督等工作由机器人代替人完成。在人工智能的推进下，人类的学习将会在学习力和思考力方面进入更为高阶的层面。不过，当前的人工智能还不能完全参与人类的学习活动。人工智能目前能做到的仅是程序性的串行加工，而人类具有的顿悟、迁移、推理、批判、想象等思维都不是人工智能所具备的。因此，我们不能随意地将人工智能引入人类的学习活动，甚至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类的全部思维。
无论未来教育呈现出何种样态，人工智能参与人类的学习活动终究还只是一种教育实验。约纳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且深刻地提醒我们“在教育中进行的实验影响到其主体的生命，也许影响到整整一代学童的生命。人类实验，无论是为了什么目的，往往也是和主体间进行一种负责任的、非实验的、真正合适的交往。而且，即便最高尚的目的也免不了这里所说的责任”。进言之，我们不能以降低教育质量为代价肆意地开展某种实验，否则，将会产生某些不可估量的伤害。
关心未来：生发教育的“启迪”
目前，教育实施的程序仍以学校为核心，以教学为中心，教育内容由权威机构选定，教师单向搬运旧有知识，学习者被动接受固有信息。未来教育所畅想的智能教学、智慧教室、数字化学习等新教育方式，或许会与现行教育形式产生一定矛盾。比如，如何有效组合教育时间与空间？如何取舍和选定教学内容？人工智能如何介入教育场域？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如何有机融合？面对这些富有张力的未来教育问题，约纳斯并没有做出正面的回答，但他从责任伦理的角度提醒我们，“这里的关键是：以长远、未来和全球化的视野探究我们的日常的、世俗—实践性决断是一个伦理的创举”。这说明，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分析教育问题本身，立足长远、顾全大局才是化解未来教育矛盾的可行途径。
约纳斯用“忧患启迪法”（the heuristics of fear）为未来教育提出了一个可行方案，即“人们必须在尊重民族性的前提下倾听人类超民族的事业的声音，以便赢得民族性对它的承认，承认它是最高的事业”。问题是，教育事业的重任应由谁来完成？在约纳斯看来，父母和政府是承担这项重任的完美搭档，因为“当人们想到父母责任时，应该会涌起一种关怀后代的崇高感，想到政治家责任时，应该会涌起一种关怀后代的使命感”。
约纳斯虽然没有为未来教育的实现提出更为具体的实施步骤，但从当前世界教育的总体格局来看，各国仍需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教育四大支柱的理念，即教育要促使学习者学会求知（Learning to know）、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学会合作（Learning to co-operate）、学会生存与发展（Learning to be）。实际上，我们需要培养的仍然是传承文化、创造知识、富有善意、服务社会的人，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我们应继续挑战和破解更有复杂性、情感性、创造性和生命力的教育问题，进而在教育的实践进程中对“未来已来”的教育作出责任伦理维度的新反思。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