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新书《在新自由主义的废墟之中：西方反民主政治的崛起》，探讨了21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是如何为反民主力量的动员和合理化铺路的。该书作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讲席教授温迪·布朗（Wendy Brown）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并非新自由主义直接引起今日极右翼势力在欧美崛起，或者说不是从难民危机到政治极化的所有问题都适宜被归因于新自由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和价值观会扭曲一切。若想了解目前问题的根源及其流变，需要理解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主体性，而不是仅聚焦于经济因素和种族主义思想。

　　拆解社会

　　布朗表示，民主意味着将社会的所有人联系在一起、超越个体差异，社会也是历史造就的不平等显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除的地方，社会公正是阶层固化、社会排斥、歧视和仇恨的主要“解药”。

　　然而，新自由主义恰恰意图从观念上、制度上、实践上摧毁社会的存在和社会公正的理想。一些推崇新自由主义的政客，将国家调控和再分配视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对自由的侵袭，就会采用社会私有化、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解构行政国家等方式来治理国家。布朗如此表示。

　　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对“社会”批评最激烈、最持久的新自由主义者。在他眼中，“社会”一词是一个“权宜性的说法”，社会公正是“海市蜃楼”，对社会公正的向往是“对自由文明的其他大部分价值的最严重威胁”。哈耶克认为，“社会”这一概念，错误地将自发进程的结果视作有目的的人类创造的成果。这种错误意味着社会是设计的产物，可通过更合理的设计得到改善，由此开启了通向国家对市场和道德准则无限制干预的大门，并构成极权主义的基础。

　　哈耶克认为，国家干预和社会公正的替代品是市场和道德，因为后者“自发地”产生、“有机地”进化和适应，不受意图影响地将人类联系在一起，不依赖国家强迫和惩罚措施而建立了行为准则。哈耶克认为，市场和道德反映了公正的本质——仅关注行为而非效应和结果，仅关乎正确的普适原则而非事件的情况和状态，且与对努力的奖励或“值得”无关。他曾多次宣称市场仅奖励贡献，而贡献（财富或创新）未必是巨大努力的结果，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也许收效甚微。

　　在哈耶克的思维里，追求社会公正是一种以为“一切自我命令的进程”背后都存在指挥者的原始主义想法，将市场和道德与结果而非规则“挂钩”是幼稚且不妥的，会带来伤害创新、发展、自发秩序的市场干预。因此，必须拆解社会。在认识上，拆解社会表现为否定社会的存在或将减少不平等的呼吁视为嫉妒心作怪。在政治上，拆解社会表现为将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在法律上，拆解社会表现为以捍卫自由之名打压公民在环境、医疗、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对公平的诉求。在文化上，拆解社会表现为分众化，即强调个人和家庭的责任，主张将社会和国家提供的几乎一切交由个人和家庭承担。

　　政治去中心化

　　哈耶克在著作《法律、立法与自由》的第18章“权力的遏制与政治的去中心化”中写道，现今唯一拥有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并受到一台按自身意志发展的机器造成的政治必然性驱使的人，就是所谓的立法者，但这种盛行的民主形式最终将自我毁灭，因为它把未得到也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任务强加给政府；因此，为了保护民主免受自身危害，必须限制这种权力。布朗表示，新自由主义者对政治抱以警惕态度。此处所说的“政治”主要不是指明确的机构或制度，不等同于国家，不限于具体的政治权力或政治秩序；它代表着商议、权力、行动、价值观的“剧场”，在这里人类的共同存在被思考、塑造、管理。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限制和约束政治、将政治与主权分离、消除政治的民主形式、断绝政治的民主能量。为此，他们拥护去政治化的国家和超国家机构，能够“覆盖和保护世界经济空间”的法律、商业化的治理模式、利益导向并遵从市场和道德原则的个体。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是当前欧美反民主热潮的一个明显促成因素。新自由主义政策旨在放宽对经济主体和市场的政治管控，以市场自由和强硬的所有权取代监管和再分配。美国前总统里根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都遵循“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就是问题所在”的思路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以此为借口降低税收、减少社会福利、解除对资本的严格管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商业原则和“交易艺术”带入白宫，并组建了含有多位缺乏政治经验的成功商业人士的内阁。新自由主义对国家主义（statism）的恶魔化，为原本难以结盟的经济自由意志主义、金权政治、极右翼无政府主义提供了共同目标。“抛弃政府”的信条演化为对政治的普遍敌意，激发了一场在某些领域内倡导威权自由主义，在另一些领域内倡导威权道德主义的运动。

　　另一方面，虽然新自由主义与反民主威权主义并不完全“兼容”，前者将政治权力视为对市场和自由的最高威胁，后者要求强大的中央集权，但前者仍间接成为了后者的温床。新自由主义者对政治的敌视，特别是其重置国家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设想不尽相同。例如，哈耶克和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政治是危险的、自我扩张的，必须加以强力约束。而秩序自由主义者寻求建立强权国家以保证经济秩序，同时以技治主义制度使其隔绝于民主呼声。但他们都认为，强制性的、不受约束的政治利益和权力对个人自由、市场、传统道德构成威胁，都反对“经政治设计的”社会及大部分公共政策和公共物品，都寻求将政治权力置于经济计量标准之下并配合市场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者都相信民主与生俱来地会“吞食”政治、威胁自由和自发秩序乃至导致暴政或极权主义。

　　布朗对本报记者表示，新自由主义不能通往真正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公正，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实现民主仍有困难，在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因地制宜提升政治、经济和社会公正，很难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另一个紧迫挑战是气候变化，如果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需要持续的、可执行的全球性承诺。此外，国际金融领域如今具有压倒性的力量，它难以被民主化，甚至超出全球治理机制的控制。必须针对这些问题拿出切实的解决方法，而不是仅提出标准和偏好。

　　（本报华盛顿7月29日电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王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