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美国耶鲁大学国际与发展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和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克 (Matthias Doepke)合著的新书《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该书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现代父母的育儿方式。6月15日,齐利博蒂出席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北京主办的新书签售活动。借此机会,记者对齐利博蒂进行了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专业领域是经济学,什么原因驱使您研究家庭教育?
齐利博蒂:家庭教育在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人力资本包括人的学习能力以及进取心态等,它的积累和形成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我希望以经济学家的身份研究家庭教育。我们的研究不仅分析了父母对孩子的投入,还分析了他们的育儿实践,区分了几种育儿方式。育儿实践是许多经济学家忽视的一项研究主题,因此,家庭教育这一研究角度比较新颖。我们还分析对比了不同国家和不同年代父母的育儿方式,并基于数据对育儿理念进行了跨国比对,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进行跨国研究的?数据从何而来?
齐利博蒂:我们的研究有多个不同的数据来源,如跨国调查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这项调查面向全球各地,收集各国公民在社会、文化、家庭等领域的价值观,而其中的一些调查问题与家庭教育方式相关。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个问题询问了父母在育儿过程中,其心目中孩子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我们基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区分出了几种育儿方式,如专制型父母喜欢顺从父母的孩子,而宽容型父母则更关注孩子的想象力和独立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认为,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实地调查,您的研究是基于现有的调查数据,但是有没有可能实际状况和数据反映的不一致?没有实地调查会不会对结论可靠性带来风险?
齐利博蒂:我认为,一项研究中宏观和微观层面的调查是相辅相成的。微观层面的调查样本规模较小、时间跨度较短,能够让人们对研究主体有更具体、更详细的了解,但是无法对问题产生宏观性的理解。而宏观层面的调查,使我们得以通过较长时间的观察来研究主体的变化,分析对比不同国家的状况。就我们的研究主题而言,宏观调查比微观调查更合适。
理想中的完美干预研究需要有实验组和对照组,这意味着我们要按照不同育儿类型将家长进行分组,并要求家长采取特定的育儿方式培养孩子。但是这种研究有悖于研究伦理,因此我们不能做这种干预研究。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书中也向读者做了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存在“好”或“坏”的家庭教育方式吗?
齐利博蒂:我们不希望评判某种家庭教育方式的好坏,不同的育儿方式都是对现实社会环境做出的不同反应。当然,不理睬孩子是个“坏”的育儿方式,但是采取这种方式的家庭非常少,我们书中提到的父母都希望倾尽已有资源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环境。不同的育儿方式,只是因为社会情况差异促使人们采取不同的行事方式。比如,如果社会不平等现象严重,特别是当社会不平等与教育成果相关联时,父母会用尽一切办法让孩子更优秀。相比之下,在不平等现象较轻微、教育机会较平等的社会环境中,父母往往更宽容,支持并鼓励孩子慢慢探索世界。而在这种育儿方式下成长的孩子,他们的童年会更加轻松愉悦。
《中国社会科学报》:宽容和鼓励的家庭教育方式似乎更符合大众对于“好”育儿方式的定义,您认为家长需要向这种育儿方式靠拢吗?
齐利博蒂:经济学里有“权衡”(trade-off)这一概念。育儿模式不是非黑即白,每种方式都有利弊,区别在于方案的施加力度。不管父母采取何种方式,其初衷都是尽其所能让孩子生活得更好。育儿方式的选择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例如,如果学习成绩的好坏会影响孩子的未来,那么,家长会施加更大压力敦促孩子取得成功,高考就是一个例子。而在没有高考或者入学考试模式不同的国家,父母在孩子的学习成绩上施加的压力就比较小。但是我们也要明白,达到目的可以有多种手段,有些家长缺乏适当的“软技巧”来激励孩子取得高分,只是一味地过分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
《中国社会科学报》:前段时间您与马赛厄斯发表过《直升机式育儿可能在经济上比放养式育儿更好》一文,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鼓励直升机式育儿,您怎么看待这种解读?
齐利博蒂:其实我们在这篇文章开头就提到,“请别误解,我们很喜欢放养式育儿”。造成错误解读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有些媒体利用偏激的文章开头来吸引读者的关注;另一方面,美国的社会塑造了美国父母的育儿方式,在这种社会中,父母敦促孩子取得成功的教育方式确实有作用。但父母过分干预会造成孩子创造力、独立性等能力下降,高控制度的育儿方式也可能导致亲子关系恶化。有些采取直升机式育儿方式的家长过多地管控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策略最终会对孩子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我的女儿在瑞典长大,在我们的跨国对比中,瑞典父母最注重孩子的想象力和独立性,不强调孩子勤奋努力的重要性,这可能是因为瑞典的社会情况所造成的。在瑞典,考试成绩对孩子的前途影响并不大,父母不需要过分担心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孩子的成长环境也更宽松。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近90%的中国父母认为,勤奋努力是孩子的一项重要品质,但只有10%左右的瑞典父母持这种看法。当然,瑞典父母的教育方式也有缺点,导致一些瑞典学生有些懒惰。
《中国社会科学报》:不平等现象不会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家长应怎样改善亲子关系呢?
齐利博蒂:社会环境决定着父母的育儿方式,而育儿方式也影响着社会。在不平等现象严重的国家,富裕的家庭能够把孩子送进好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由此一来,家庭背景对孩子在未来能否取得成功愈加重要,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我们需要警惕这种现象,并在公共政策和教育机制层面做出改善。
家长可以探究自己采取某种育儿方式的原因,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育儿方式,也可以改善自己的激励策略,如与孩子友善地对话。任何一种育儿方式都能将孩子培养成为人才,相比之下,具体的激励策略会影响孩子的发展,因此更需要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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